每經熱評｜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將產生巨大震懾效應

每經特約評論員 熊錦秋（資深財經評論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提出，要推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其中細化了普通代表人訴訟以及特別代表人訴訟兩類代表人訴訟的程序規定。筆者認為，這將讓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更易落到實處，從而提高證券違法活動成本，對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

按《規定》，“普通代表人訴訟”遵循“明示加入”原則，投資者可申請撤銷原來訴訟，轉而加入代表人訴訟的，列為代表人訴訟的原告。而“特別代表人訴訟則”遵循“默示加入、明示退出”原則，在法院確定的權利人范圍內，只要未聲明退出的，就視為同意參加該代表人訴訟；此類訴訟原則上應當由一個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特別代表人訴訟”其實也就是中國版集體訴訟制度的核心。

通讀《規定》，筆者感覺基本打通了代表人訴訟及集體訴訟在實務操作中的一些關節點，呈現諸多亮點。首先是對明確權利人范圍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辦法。不管投資者“明示加入”還是“明示退出”，哪些投資者有資格參與訴訟及獲賠、有資格“明示加入”或“明示退出”，權利人的范圍必須先搞清楚。對此《規定》第六條明確，在發出權利登記公告前，法院可通過閱卷、調查、詢問和聽證等方式對被訴證券侵權行為的性質、侵權事實等進行審查，并在訴訟受理后三十日內以裁定的方式確定具有相同訴訟請求的權利人范圍；這解決了訴訟程序推進的先導性問題。

其次，完善了訴訟證據來源及立案前置程序。此前對虛假陳述立案，一個前提是投資人需要提供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后來名義上取消了這個前置程序，多數法院雖不再以行政處罰或刑事裁判作為立案受理的條件，但卻以不符合起訴條件為由裁定駁回起訴，等于上述前置程序尚未實質取消。

而本次《規定》則大大拓寬了訴訟證據的來源，既包括行政處罰決定、刑事裁判文書，還包括被告自認材料、證券交易所的紀律處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這類群體性證券案件均可適用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進行審理，最起碼可視為實質性降低了前置程序的門檻，交易所的處罰也可作為立案依據、且可步入實質性審理程序。

其三，對“特別代表人訴訟”規定了更為科學的案件管轄制度。按《規定》，特別代表人由涉訴證券集中交易的證交所、其他全國性證券交易場所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或者專門人民法院管轄，而非被告所在地或發行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轄，這更有利于確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審理。

其四，對“特別代表人訴訟”規定了較為優惠的費用機制。按《規定》，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不預交案件受理費，敗訴或者部分敗訴的原告申請減交或者免交訴訟費的，法院視原告的經濟狀況和案件的審理情況決定是否準許。也就是說，即便集體訴訟原告方敗訴，也不會由此帶來太大損失，如果勝訴，則可請求法院由被告賠償律師費等費用，這對投資者集體維權起到一定的支持或鼓勵作用。

另外《規定》還明確，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代表人在訴訟中申請財產保全的，法院可不要求提供擔保。財產保全，是法院為防止被告轉移、隱匿、變賣財產，依職權對財產作出的保護措施，法院為防止保全錯誤而承擔賠償責任，一般會要求申請人提供相應的擔保，《規定》的上述內容，筆者認為是法院對投保機構以及投資者維權的一個重大支持舉措。

值得關注的是，在《規定》發布的同時，證監會也發布《關于做好投資者保護機構參加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相關工作的通知》，對投資者保護機構參加特別代表人訴訟等事宜作出具體要求。可以說，目前集體訴訟相關制度準備已經基本就緒，未來隨著選擇一些典型重大、社會影響惡劣的證券民事案件，試行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為利益受損的中小投資者提供成本低廉且便利的維權渠道，其所產生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賠償效應，或讓一些違法違規者付出應有的代價，從而對證券違法犯罪行為形成強大的威懾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