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控制物價的主要閘門在于遏制流動性投機

　　日前，相關金融部門的官員傳出，2011年我國擬安排9000億財政赤字，信貸總量是7.5萬億。前一個數字預示著財政投資，后一個數字預示著流動性。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降低物價與遏制通脹是當務之急，所以，與影響價格走勢有關的舉動格外值得警惕。
     
　　如果把過去3年看成是一個經濟波動周期的話，一個特殊的龐然大物拴住了全球的頸瓶，它就是流動性。泛濫的流動性實質就是資本投機的猖狂肆虐。進一步看，目前股市變成資本權貴們的圈錢場所（吳敬璉語），房價與地價嚴重失控，背后是一個“政府集團托拉斯”，一手賣地，一手調整房價。而物價飛漲，市場價格信號導向混亂，導致通脹長期作亂等嚴重經濟失衡問題。
     
　　資本投機是中國3年來最活躍的一股能量，將政策調整逼進被動角色。實際說明我們在投放過量的信貸之后，低估資本投機的破壞作用，這在發達國家也是并不多見的現象。最近我一直在想，從2009年通脹走高開始，學者們就給政府提出“管理通脹預期”的概念，拍著胸脯說沒事。到2010年底，經過整整2年的時間，CPI破5，學者們就再也不提“管理通脹預期”的概念了，而是進一步提出通脹容忍度可以上升到5%。這種味道，類似八國聯軍打清宮，慈溪老佛爺已成傀儡退到山西還要換取尊嚴一樣。說白了，是我們的學者們囫圇吞噬西方做法強硬灌輸給中國經濟，至于后果怎樣哪管它洪水滔天。
     
　　投機，本是資本與財富交易或是投注獲取利潤的方式之一。投機獲利的過程，如果嚴重干擾了一國經濟正常運行，那么，政府就必須用強制手段管制。為此，在“十二五”期間，社會公眾不僅要形成對政府投資的監督風氣，也要對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們的觀點，大卸八塊，謹慎借鑒。全國人大更應該著手研究制約資本投機的政策法律，形成單獨的《投機法》文本。而現在國務院出臺的對抬高物價的規范約束政策，力度和范圍還不夠。
     
　　資本投機，成為中國一股強大的特殊勢力，監督與制約投機行為的政策是目前最大的空洞。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應該正確把握信貸量與投資、擴大赤字與投資、利率與流動性、銀行準備金與流動性、流動性與投資與投機這些環節的相互影響關系，以及所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換句話說，我們所有的信貸、財政赤字和政府投資，如果再持續擴張，都為投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血液。
     
　　所以，總體看，2011年要減少信貸、降低赤字、利率基本保持不動，以便盡快達到控制高物價、降低通脹率回到3%左右的水平。
    
　　利率到底應不應該上調？現在爭論很大，學者許小年都發出了“求領導，提利率”的吶喊。我們應進一步分析，主張提高利率，目的無非有兩層：一是認為目前的流動性泛濫是老百姓的錢、炒房炒股造成的，應該收回，達到降低物價目的。二是讓老百姓的錢變成儲蓄，獲取一點利息賺頭。這是對造成流動性泛濫調研和認識上的偏頗。實際上，是國內2年來的信貸過量變成非實體經濟投資的剩余資金、民間投機性資金和國外流動資金三股勢力形成的。如果提高利率0.5%，對投機性的大財團而言，根本看不在眼，他們盯住的是高利潤率回報項目。所以，提高利率對收回流動性不起作用。相反，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卻能立馬見效。我認為，在2011年2月份以前，銀行準備金率應該再提高1個百分點為宜。而利率暫時保持不動，盯住美聯儲的貨幣動向再做靈活調整為宜。 
     
　　造成流動性泛濫的原因，莫過于財政投資和信貸過量兩個“泄水門”。財政投資有兩種主要手段，一是發債，二是增加赤字。發債種類包括國債、地方債和公司企業債。目前的地方債由中央代發，在地方沒有獲得地方債單獨發行權以前，統稱國債。按年期利率交易，不可能形成流動性因素。公司債的發放權目前僅特許給極少的特大型公司，并沒全面放開，也構不成流動性泛濫的含量。財政赤字卻不一樣。中央財政赤字就是對社會的借債，就是印刷鈔票，反過來對社會投資。
     
　　央行為什么敢大量印刷鈔票？主要原因是每年有足夠的財政收入。2009年的財政赤字是9500億元，財政收入是66230億元。2010年赤字安排是10500億元，財政收入是8萬億左右。僅從財政收入與赤字比例看，中央擴大財政赤字是不怕的，況且還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我們應該看到另外兩個問題：一是財政收入是法定的稅收，即使像今年實體經濟利潤率普遍很低的情況下，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以及個人所得稅都得按數上繳。所以，財政是大豐收，企業壓力和個人消費壓力卻普遍加重。二是中央安排的財政所有投資，基本是歸地方政府使用。地方政府把錢都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修鐵路、擴公路、建公園、建辦公樓宇和發力房地產產業。政府每年的大量投資，先是讓老百姓高興，后期就是痛苦，后遺癥是城市大堵塞的結果，典型的是北京。而財政投資怎么會變成流動性？有學者披露，財政投資的將近一半竟轉化成招標企業個人財富，一轉手就進入股市、樓市，變成投機資金。
   
　　所以我認為，2011年對基礎設施的追加投資，控制在總量的5%以內就可以。其余的95%都應該投資到實體經濟的創新領域和建立中小企業融資平臺。把赤字數額擴大到2萬億。消化赤字最終還是用企業和老百姓的稅收，就不能用在體現政府政績領域，應該施展在提升產業升級的創新領域和扶持中小企業領域。
      
　　中國是實體工業大國，在經濟體占比是60%左右。信貸投放量應該以實體經濟的真實需求來安排，決不能照搬金融大國美國的做法。金融大國的特點，是形成完整的金融體系，資本投放越活躍、流動性越快，經濟成分就越發達。說的再直白一些，就是人家可以以錢賺錢，以利套利，屬于投資獲利的方式。現在美國的低消費、低通脹就最能說明問題，而高失業率恰恰又說明美國實體經濟缺失的一大弊端。相反，中國目前不具備以錢賺錢，以利套利的基礎。信貸過多，實體經濟用不了，最后都匯成流動性，不是變成投資，而是投機。所以，我在12月14日發表的《高物價、高通脹、高房價，“三高”的危害性被嚴重低估》一文中就提出，2011年的信貸投放量把握在4萬億左右為宜。
     
　　從西方經濟史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基本硬性參考指數，降低物價是控制投資比例來實現的，中央銀行無論調節利率還是進行公開市場交易，都毫無用處。所以，控制財政投資就是降低物價的主要途徑之一，降低信貸放量就是縮小流動性，減小投機概率的主要辦法之一。最后，能不能實施，關鍵是看政府能不能控制住投資沖動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