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的知識”帶人類走出停滯，“創造性破壞”是持續增長的引擎！中國學者解讀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我國當前發展有很好的啟示

每經記者｜岳楚鵬  王嘉琦    每經編輯｜蘭素英    

左起分別是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理論的闡釋。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金為1100萬瑞典克朗。

其中一半歸喬爾·莫基爾，表彰他“通過技術進步確定了持續增長的前提條件”。莫基爾揭示了科學突破與實際應用如何相互促進，形成一個自我驅動的過程，進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另一半則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同獲得，表彰他們“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在1992年聯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們解釋稱，增長是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的：說它“具有創造性”，是因為它以創新為基礎；說它“具有破壞性”，是因為舊產品會逐漸過時并失去商業價值。

79歲的莫基爾出生于荷蘭萊頓，父母是大屠殺的幸存者。1974年，他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阿吉翁于1956年出生在法國巴黎，其母是著名時裝品牌Chloé的創辦人。彼得·豪伊特于1946年在加拿大出生，現為美國布朗大學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衍行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莫基爾以大量微觀史料和宏觀敘事相結合的方式，指出現代經濟增長之所以在工業革命后才真正啟動，不是因為單一技術突破，而是因為一個思想范式的轉變：人類開始系統性地追問“為什么”，而不只是“如何”。

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經濟所博導、長聘副教授謝丹夏對每經記者回憶了阿吉翁和莫基爾教授的教學給他帶來的影響，稱這奠定了他對經濟增長研究的濃厚興趣。

三位獲獎者有何來頭？

● 喬爾·莫基爾：來自大屠殺幸存者家庭

圖片來源：西北大學官網

79歲的喬爾·莫基爾是一位橫跨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學者。他1946年出生于荷蘭萊頓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他的父親是一名公務員，在莫基爾一歲時因癌癥去世。他由母親在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一間小公寓里撫養長大。

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取得經濟學和歷史學學士學位后，莫基爾遠赴美國深造，1974年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2年至1973年，莫基爾在耶魯大學擔任代理講師，1974年成為西北大學助理教授，并一直留在那里。自1993年以來，他一直擔任《普林斯頓西方世界經濟史》的主編。

莫基爾的學術生涯轉折點，始于他對一個核心問題的探索：人類社會為何會在近代擺脫長久的停滯，迎來工業革命后的持續增長？通過對歐洲經濟史的細致研究，他逐漸形成了代表性觀點：知識的累積與制度的開放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工業革命正是文化和制度的產物。

在他之前，經濟學家大多已摒棄“文化影響經濟”這一觀點，不僅因為它為種族主義者提供了掩護，也因為其自身缺乏足夠的解釋力。1970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曾諷刺說，試圖用文化等變量來解釋增長，往往“會以業余社會學的華麗失敗告終”。不過，這一局面正被逐步扭轉，莫基爾就是推動這一轉變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2016年出版的《增長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中，莫基爾闡述了他對工業革命的解讀。該書在經濟學界收獲了廣泛好評。美國計量學會聯合創始人、著名經濟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當時評價，莫基爾是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級別的科學家”。劍橋大學經濟史學家維多利亞·貝特曼寫道：“莫基爾的書點明了超越國家或市場的增長推動因素，因此非常受歡迎。同時，由于其重新聚焦文化的視角，這本書也必將在經濟學家中引發爭議。”

作為經濟史學家，他習慣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提醒當代人珍視創新帶來的繁榮。正如諾獎委員會所言：“長期的經濟停滯而非增長，才是人類歷史常態。”莫基爾等人的研究表明，持續增長絕非理所當然，社會需時刻警惕阻礙進步的風險。

此外，莫基爾還是堅定的技術樂觀主義者。面對當下的科技浪潮，這位白發學者依然充滿活力地指出，當今迅猛發展的科學進步“將遠超我們最狂野的想象，并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

● 菲利普·阿吉翁：從藝術世家走出的“創新經濟學家”，母親創辦時裝品牌Chloé

圖片來源：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官網

1956年，菲利普·阿吉翁出生于巴黎，成長于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家庭。他的父親雷蒙德·阿吉翁出身意大利上流社會，母親蓋比·阿吉翁則是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不僅創立了著名時裝品牌Chloé，還是法語單詞“prêt-à-porter”（成衣）一詞的創造者。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香奈兒老佛爺”的知名設計師卡爾·拉格斐，職業生涯早期便曾在Chloé工作。

按理說，在這樣的家庭下成長起來的菲利普·阿吉翁應該是往文藝界發展的，但他卻對數學情有獨鐘，最終走上了經濟學研究之路。菲利普畢業于卡尚高等師范學院（ENS Cachan）數學系，隨后獲得巴黎第一大學索邦大學數學經濟學文憑和數理經濟學博士學位，并于1987年在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后，菲利普·阿吉翁的職業軌跡橫跨大西洋：1987年，他加入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助理教授，正式開啟學術生涯；1990年，出任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副首席經濟學家；1996年，進入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任職，后又轉至倫敦大學學院；2002年，重返哈佛大學，擔任羅伯特·C·瓦格納經濟學教授，直至2015年被任命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百年經濟學教授。

如今，無論是在歐美學界還是法國政界，菲利普·阿吉翁都頗具影響力——他曾受邀參與法國經濟改革報告的撰寫，為制定激勵創新的政策出謀劃策。

除了深厚的理論造詣，他還兼具公共知識分子的熱忱，善于將復雜的經濟模型轉化為對現實世界的洞見。例如，針對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浪潮，他公開表示：AI的普及未必會導致大規模失業。他以歷史為鑒指出，每一次技術革命初期，人們都擔心機器取代人工，但最終新技術創造的就業機會常常多于摧毀的崗位。在5月與清華教授李稻葵的對談中，他援引研究數據佐證：即便在高度容易被自動化取代的崗位上，廣泛采用AI也未明顯削減就業，總體而言不存在“技術讓人無事可做”的生存性風險。

這種樂觀且理性的見解，與他對“創新驅動增長”的信念一脈相承。早在2001年，菲利普·阿吉翁就因在45歲以下青年經濟學家中的杰出表現獲得歐洲經濟學會的Yrj? Jahnsson獎，此后又陸續斬獲約翰·馮·諾依曼獎、BBVA前沿知識獎等榮譽。如今摘得諾貝爾獎，可謂水到渠成。

● 彼得·豪伊特：“一絲不茍的理論工匠”

圖片來源：布朗大學官網

在三位獲獎者中，現年79歲的彼得·豪伊特的公眾知名度相對較低。

這位1946年出生的加拿大經濟學家，與莫基爾同歲。豪伊特本科畢業于麥吉爾大學，隨后在西安大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并于1973年在美國西北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聚焦金融領域的動態原理，為日后從事宏觀經濟模型打下基礎。

畢業后，豪伊特重返加拿大，在西安大略大學開啟了近20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涯，從講師逐步晉升至教授。1995年，他離開故土轉戰美國學界，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布朗大學任教。自2000年起，他一直擔任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學術足跡跨越北美兩國。

相比經常活躍于公共舞臺的菲利普·阿吉翁，豪伊特為人低調內斂，更習慣于在研究中深耕細作。長期的學院生涯，讓他養成了嚴謹踏實的風格，在同事和學生眼中，他是一位溫和謙遜且一絲不茍的“理論工匠”。

在與阿吉翁合作之前，豪伊特就已經開始思考經濟增長的問題，但和很多同時代經濟學家一樣，他苦于缺乏一個將微觀創新活動與宏觀增長趨勢相聯結的框架。阿吉翁的出現為解決這一難題帶來了契機。兩人攜手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模型，不僅顛覆了傳統增長理論的假設，也將豪伊特的研究生涯推向新高度。

如果說阿吉翁更多扮演觀點先鋒的角色，那么豪伊特則是將這些思想精雕細琢、轉化為嚴謹模型的關鍵推手。他們的合作堪稱珠聯璧合：阿吉翁的洞察力與豪伊特的分析功力相互激發，使得約瑟夫·熊彼特關于“在不斷毀滅中創造新生”的宏大哲思有了精確的量化描述。

早在2016年，豪伊特就被科睿唯安評為“引文桂冠科學家”，這被視作他將成為諾貝爾獎的有力候選者。

人類如何從停滯進入持續增長？

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雖有零星重大發現，生活水平卻未顯著變化。這些發現有時能提升生活質量，但經濟增長終會停滯。

兩個多世紀前的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扭轉了這一局面。除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及其他危機時期外，“增長”已取代“停滯”成為常態，19世紀初以后，許多工業化國家也實現了年均近2%的持續增長。

那么，是什么推動了這種持續增長？今年的諾獎得主通過不同解釋給出了答案。

● “有用知識”的持續流動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前提

莫基爾通過經濟史研究指出，“有用知識”的持續流動是必要前提。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創新主要以規范性知識為基礎。人們知道“某種方法可行”，卻不理解“為何可行”。而數學、自然哲學等領域的命題性知識，在發展過程中與規范性知識脫節，這使得現有知識難以甚至無法得到進一步拓展。當時的創新嘗試往往帶有偶然性，有些方法在具備足夠命題性知識的人看來顯然徒勞無功——例如試圖制造永動機，或通過煉金術煉制黃金。

16至17世紀，作為啟蒙運動的一部分，科學革命興起。科學家開始強調精確的測量方法、受控實驗，以及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這使得命題性知識與規范性知識之間的反饋機制得到改善，進而推動了可用于商品生產與服務提供的“有用知識”不斷積累。典型案例包括：得益于當時對大氣壓與真空的認知，蒸汽機得到了改進；而對氧氣如何降低熔融生鐵含碳量的理解，則推動了鋼鐵生產技術的進步。“有用知識”的積累不僅促進了現有發明的改良，還為其開辟了新的應用領域。

然而，要將新思想轉化為現實成果，還需要實用知識、技術知識，尤其是商業知識的支撐。莫基爾強調，英國之所以最早實現持續增長，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擁有大量熟練工匠與工程師。他們能夠理解設計方案，并將想法轉化為商業產品，這一點對實現持續增長至關重要。

莫基爾認為，持續增長的另一必要條件是“社會對變革的包容”。基于技術變革的增長不僅會造就“贏家”，也會產生“輸家”。新發明會取代舊技術，可能打破現有的結構與工作方式。他同時指出，正因如此，新技術往往會遭遇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這些群體認為自身特權受到了威脅。

● “創造性破壞”是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阿吉翁與豪伊特則受現代數據啟發，構建了一個數學經濟模型，用以闡釋技術進步如何推動持續增長。

以美國為例，每年有超過10%的企業倒閉，同時也有數量相當的新企業成立；在存續的企業中，每年都會有大量崗位新增或消失。盡管其他國家的這一數據可能較低，但整體趨勢一致。

阿吉翁與豪伊特意識到，這種“創造性破壞”的變革過程——即企業與崗位不斷消亡并被替代——正是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一家企業若能提出開發更優產品或更高效生產方式的想法，便能擊敗競爭對手，成為市場領導者。但這一地位的確立，又會刺激其他企業進一步改進產品或生產方法，以爭奪市場頂端的位置。

然而，研發投入的增加會縮短平均創新周期，進而將處于頂端的企業“推下階梯”。在經濟體中，這些力量之間會形成一種平衡，這種平衡決定了研發投入的規模，進而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

阿吉翁與豪伊特在1992年論文中，首次將“創造性破壞”概念引入了具備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模型。

阿吉翁與豪伊特的模型，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對“市場集中度”的研究。兩位學者的理論表明，市場集中度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創新過程。盡管近年來技術取得了可喜進步，但經濟增長率卻有所下降。基于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一種解釋是：部分企業的市場主導地位過強。因此，可能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以遏制市場過度壟斷的現象。

創新既會造就贏家，也會產生輸家。這不僅適用于企業，也適用于企業員工。高增長需要大量“創造性破壞”，這意味著更多崗位會消失，失業率也可能升高。因此，在為受影響人群提供支持的同時，幫助他們向更高生產率的工作崗位轉型，變得至關重要。

人大重陽王衍行：打開經濟增長的“黑箱”，在“創造性破壞”中前行

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衍行對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解讀道：

經濟史專家喬爾·莫基爾通過對過去500年技術變遷與知識體系演化的深度剖析，擊穿了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對增長的“神秘主義”。他以大量微觀史料和宏觀敘事相結合的方式，指出現代經濟增長之所以在工業革命后才真正啟動，不是因為單一技術突破，而是因為一個思想范式的轉變：人類開始系統性地追問“為什么”，而不只是“如何”。

圖片來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官網

在《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等著作中，莫基爾區分了“有用的知識”（useful knowledge）與“技術能力”之間的動態關系。他指出，科學解釋能力的累積（而非僅靠經驗主義的工匠技藝），才是技術持續演化的根基。

更重要的是，莫基爾強調文化、制度與認知結構的互動——一個社會必須具備容納、保護甚至獎勵新思想的機制，才能使創新持續發生。這是為何17世紀的英國率先踏上增長之路：不是因為天賦資源，而是因為思想解放。

如果說經濟增長是火箭，那制度就是燃料，而思想開放則是點火裝置。

莫基爾解釋了創新為何在某些時刻“引燃”，那么阿吉翁與豪伊特則揭示了創新如何成為經濟增長的“持續引擎”。

1992年，二人合著的開創性論文《創造性破壞與增長》（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正式將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數學化，納入主流經濟增長模型。他們所開創的熊彼特增長理論（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成為繼索洛模型與AK模型之后的第三代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的本質，是新舊之間的斗爭。新產品、新技術的出現，使舊的技術迅速貶值，進而推動資源重新配置到更高效的方向。創新既是創造，也是破壞。破壞不僅不可避免，更是必要的。

阿吉翁和豪伊特進一步將這一理論應用于不同領域：教育政策、市場競爭、金融結構、國家制度對創新的影響等。他們提出一個極具政策啟發意義的命題：不是所有創新都自然而然發生，國家必須通過制度設計釋放創造性破壞的正面效應，同時管理其社會成本。

“創造性破壞”是文明前進的發動機，但它也可能碾壓掉社會的穩定。如果不能管理“破壞”，創新也可能成為增長的敵人。

清華大學謝丹夏：阿吉翁和莫基爾的講授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

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經濟所博導、長聘副教授謝丹夏向每經記者回憶了他參加阿吉翁和莫基爾授課的經歷：

我在哈佛求學期間，第一次上經濟增長課程，是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阿吉翁合開的，課程一半在麻省理工學院講授，另一半在哈佛講授，兩人當時各寫了一本經濟增長理論教材。阿西莫格魯于2024年獲諾獎。

和阿西莫格魯不同，阿吉翁講課不用幻燈片，主要用粉筆在黑板上一步步推理，也體現出法國人的雄厚數學功底。阿吉翁與豪伊特提出了基于熊皮特“創造性破壞”思想的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指出，新產品能夠不斷將老產品“趕出市場”，并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

而且，他們的研究還指出，競爭程度和創新間的倒U型關系，競爭程度過低或過高都會對創新不利，這對我國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反內卷”都有很好的啟示。這些學習經歷也奠定了我對經濟增長研究的濃厚興趣，并在回國任教后提出了“數據創新內生增長理論”。

后來，我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因對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濃厚興趣，專門驅車四十分鐘去西北大學拜會了莫基爾教授。莫基爾教授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去旁聽他的科技史課程。

莫基爾的研究將思想史、政治史和經濟史進行深度融合，并把生動的敘事和嚴謹的計量方法相結合，全面考察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多機制。在莫基爾教授的影響下，我在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革命起因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機制——信息載體技術如造紙術、印刷術的發展可能是推動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