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燕生：區域開放格局將深刻變化，下一步戰略重點是擴大內需而非出口

每經記者 楊棄非  劉旭強    每經編輯 楊歡 盧祥勇    

今年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歷史同期首次超過21萬億元，同比增速達到6.1%，再次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面對當下復雜的國際形勢，外貿回暖來之不易，更受關注的是，如何繼續穩外資、提升外貿，進而推動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后稱《決定》）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近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城市進化論專訪時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仍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但這不僅是制度型開放、流動型開放，或者創新型開放，更大程度在于如何“去地緣政治化”“去泛安全化”“去貿易保護主義”，并且能夠保持全方位國際合作。

他特別提醒，面對地緣政治和保護主義，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要將重點放在人文交流上來，一點一點地做人的工作贏得民心，“通過人和人之間的面對面交往才能夠建立戰略互信，才能夠眼見為實，才能夠尋求建立共同利益，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下一步開放首先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城市進化論：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引領全球治理，主動塑造有利外部環境。如何認識我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

張燕生：國家對當前國際環境有一個基本判斷，即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怎么理解？1990-2008年之間的全球化過程和1870-1913年很像，當時，全球化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了美國和德國的崛起，后來就進入拐點，進入1914至1945年期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

2008年是此輪國際環境深刻調整的拐點。2008年以后，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告一段落，歐美國家推動“再工業化”戰略，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并且轉向“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用各種保護主義、地緣政治的方式，推動在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訂單外遷，產業鏈供應鏈外遷，技術、人才、設備、資金外遷，以減少世界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發展環境變得跟過去越來越不一樣了。此前，中國開放路徑主要是參與國際循環、嵌入國際工序分工體系，目前，開放不僅是制度性開放、流動性開放，也不僅僅是科學技術創新的開放，更大程度在于怎么“去地緣政治”“去大國沖突”，并且能夠保持合作。

現在的國際環境越來越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情況。以WTO等多邊經貿規則體系推動開放的機制基本上已經不起作用，西方國家轉向保護主義、新產業政策和政府干預。這種情況下，中國要怎么辦？大家的共識是，我國仍然需要推動市場化改革，仍然要擴大對外開放、尋求國際合作，并且要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城市進化論：在您看來，要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重點應落在哪些方面？

張燕生：我認為，下一步開放首先是人心，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流。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是講大道理，僅憑制度的高低也無法影響西方國家的態度。在目前缺少戰略互信的情況下，重要的是不要敵對、不要對抗沖突，而要一點一點贏得民心。

第一，要繼續推動簽證便利，讓中國人更容易到世界去，讓世界各國的人民更容易到中國來。互信只有通過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才能夠建立，建立互信以后，才能讓各國人民“眼見為實”地感受中國。

此次《決定》提出，要對最不發達國家單方面開放。不僅理應如此，還有必要到當地去，他們是最需要幫助的國家和人群，我們應該提供援助，還要邀請當地的官員和年輕人到中國來學習。

第二，由于地緣政治和大國沖突影響，在很多國家，一些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做工作就變得特別重要，就要把少數極端分子和廣大的工商界和社會的普通大眾分開。

第三，要尋求共同利益。過去，因為成熟市場難以進入，中國企業總是更敢于去高風險的地方，而由于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不去，當地也愿意付更高的價格購買產品和服務，收益確實很高。目前，日本、法國、德國等國家開始提出，當地企業可以和中國企業共同“走出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組成利益共同體，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要創造條件推動外資參與現代化建設

城市進化論：在您看來，目前中國應如何有效穩外資、吸引和利用外資，最關鍵的舉措是什么？

張燕生：在中國的外資最怕什么？怕國家間出現對抗。看我國的外資構成，過去70%是制造業，現在70%是輕資產的服務業，離開變得更加容易。從這個角度來講，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吸引外資、穩外資的第一要義。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負反饋”。理性上，中美雙方都知道應該保持和平，但是在行動上滑向沖突和對抗。我一直強調，要有一個“硬剎車”機制，保障任何情況下不走向失控。

除了和平發展、推動合作，給外資定身定心丸之外，第二是不搞地緣政治，中國還是應該在商言商，第三是要給外資創造條件。今年兩會提到，國企、民企、外企都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如果把外資看作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那么，對待外資的態度就不應該不一樣。外資能不能參加政府采購，能不能參加中國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不能參加中國現代化戰略體系的建設？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從理論、政策、實踐和戰略上解決的。

城市進化論：《決定》提到要“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在您看來，我國應如何打破外貿體制機制障礙，培育新動能？

張燕生：中國外貿就像孩子一樣正在成長，現在可能已經有15歲，但和已經達到45歲的西方國家相比還有差距。這是一個時間的函數，更是一個轉型升級的問題。

早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外匯的官價、市場調劑價、黑市價統一為同一價格，外匯自主權完全放開，外貿出口補貼完全取消，外貿體制機制改革就已經取得突破。

但世界銀行2020年版《全球營商環境報告》結果顯示，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第31名，其中跨境貿易僅居于56位。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一直在貿易便利化方面進行改革，也實現了單一窗口通關等貿易便利化，為什么到現在海關效率還是不夠高？我了解到，事實上，跨境貿易的每個環節本身都是高效率，但是環節之間的銜接效率低，也就是部門之間的協調統籌能力出現了問題。

可以看到，外貿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市場化問題。比如，中國出口大多數以FOB（裝運港船上交貨）貿易方式成交，外貿商品只要過了船舷，貨品增加值就是國外的。也就是說，中國只是生產，運輸、保險和服務都是外國人的，這個定價模式決定了我們沒有話語權、定價權和規則制定權。

現在，跨境電商采取的是CIF(成本加保險費加運費)的定價模式，比FOB進步一點，但2021年亞馬遜封號，影響了中國跨境電商1000多億的貨值，我們突然發現，在跨境電商領域，我們懂得國際經貿規則、國際法律的人才、機構能力太欠缺。

區域開放格局還將發生深刻變化

城市進化論：《決定》提出“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在您看來，我國在優化區域開放布局上應如何進一步破局？

張燕生：過去45年，我國改革開放主要是參與國際循環、嵌入國際工序分工體系，因此開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區。但從外貿依存度看，珠江口東岸的深圳、東莞的外貿依存度，比西岸的廣州、佛山高得多。具體到碼頭貨物上，深圳碼頭的貨有7成是外銷，而廣州碼頭的貨有7成是內銷。

從這個角度說，在過去的沿海開放格局中，不同沿海城市的功能存在差異，其中，參與國際循環的城市主要包括長三角的上海、蘇州、寧波，珠三角的深圳、東莞，而廣州、佛山、杭州、南京等城市則是以參與國內大循環為主。

現在講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從數據上看，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是64%，2021年下降到34%，2034年很可能進一步降到24%，進出口的增長率遠遠低于GDP的增長率。

接下來區域開放格局還將會發生深刻變化。由于地緣政治和保護主義影響，下一步戰略重點是擴大內需、擴大進口，而不僅僅是出口；開放的含義也將是經濟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城市的國際化和人才的國際化，而不僅僅是對外的問題。這樣一來，今后沿海地區中，究竟是廣州更重要還是深圳更重要，暫時很難說清楚了。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靠出口拉動的，只有像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才有較高的外貿依存度，大國都是內需更重要。因此，我們的重點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說打造世界大腦，讓全世界的留學生、研發團隊都更容易、更便利到中國來，這叫高水平對外開放，而不是僅僅是擴大出口。

城市進化論：明年，海南即將全島封關運作。當前國內外發展形勢下，海南全島封關對于我國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何新的戰略意義？

張燕生：它的戰略意義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無論是1978年改革開放對海南位置的看重，還是現在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海南的關注，其實都是看重它面對印度洋、太平洋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作用。

但封關以后，如果內生動力起不來，綜合物流和跨境供應鏈管理起不來，本地加工增值能力起不來，封關會使發展變得更不容易，人流也更不容易暢通，今后的發展就會遇到困難了。

對于封關和下一步的發展，海南還有很多基本問題需要解決，比如海南是一個正常島還是生態島？海南的基礎設施是越便利越好，還是越不便利越好？海南和香港的關系是競爭還是互補型合作關系？都需要慢慢去探索解決。

記者|楊棄非?劉旭強?編輯|楊歡?盧祥勇?蓋源源

校對|劉思琦

封面圖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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