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ESG體系的關鍵在于確定評級體系

每經特約評論員 張思佳 賈明

統籌推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發力點，作為微觀經營主體的企業不應僅著眼于經濟效益，而要同時重視環境和社會雙重績效，這對貫徹新發展理念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因此，ESG（Environmental、 Social、Governance）逐漸在資本市場掀起一股熱潮，倡導投資者除考慮傳統財務收益之外，還要從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大因素多方位衡量企業的非財務績效。

上市公司和投資者本是魚水關系，資本市場對ESG的青睞將進一步促進企業對ESG的重視，帶動行業內外還未參與或者不知如何參與ESG的企業進入新發展賽道。基于ESG的評價也成為重要的非市場力量，持續推動著企業自身開展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筆者認為，要達成既讓投資者共享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成果，同時又能促進上市公司深刻轉型的積極效應，取決于能否建立起有效的ESG評級體系。

目前ESG評級較為混亂

構建ESG指標體系和實施ESG評級是資本市場評價企業ESG實踐的關鍵環節，但目前各機構的ESG評級常出現不統一現象，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實施對象和方式不統一。不同機構的評級體系有各自的側重點，因此評級方式自然依各機構而定。例如：DJSI（道瓊斯）通過向全球上市企業中市值位居前25%的企業發出問卷，并結合其他公開信息測度指標值；而MSCI（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僅面向納入MSCI指數的企業，通過公開信息抓取，為自定義的ESG指標進行打分；CDP項目則完全基于問卷數據，重點關注氣候、水資源和森林方面的企業表現。

二是評級指標不統一。評級機構雖大多沿用了ESG框架的三大維度，然而實際設計的指標體系并不相容。以FTSE（富時羅素）為例，圍繞E、S、G之下有14項評價及300多項獨立指標；而商道融綠系統的子指標只有FTSE的三分之一左右。即使是相同的二級指標，也可能存在衡量方式上的差異。例如：RKS的環境維度明確包含“生物多樣性保護”內容，而商道融綠卻并不涉及此類項目。

三是數據評級結果存在沖突。不同評級機構經差異化的評級體系和數據指標整理后，呈現給投資者的可能是對同一公司卻大相徑庭的評級結果。根據Wind數據，貴州茅臺2020年度的ESG數據在商道融綠的評價體系為“C+”，而在華證指數卻為“AA”等級。如此相互沖突的評級結果導致ESG數據缺乏橫向可比性和權威性，也導致ESG評級數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混亂背后有三大原因

ESG評級混亂和存在分歧的現象可能源于多方因素。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作為信息披露監管方，政策上并未提供一致的ESG信息披露標準。2021年5月份，中國證監會修訂了信息披露格式準則，明確在年報中要新增環境和社會責任章節。然而，包括碳減排、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內容在準則中仍屬于鼓勵公司自愿披露的條目。因此，公司在具體執行ESG信息披露時尚未有統一的規定和標準，這種政策上的不確定性不可避免地給ESG實踐在初始確認和計量上帶來一些難度。

第二，作為信息披露主體，公司存在選擇性披露ESG信息的可能。披露標準不統一為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提供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公司有可能由于信息不對稱，選擇性披露ESG信息來滿足特定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例如，研究表明環境污染事件發生后，來源于投資者的壓力越大，公司就越傾向于用披露正面環境指標，隱藏負面指標這種選擇性披露方式來應對來自于社區與投資者之間的雙重壓力。因此，當公司用“言”與“行”分離的方式選擇性披露信息時，ESG底層數據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影響。

第三，作為信息披露的評價方，評級機構對ESG信息的理解各異。東西方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可能賦予了ESG不同的區域化內涵。以社會維度議題為例，我國強調“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此目標下，公司在員工維度上實現就業崗位多元化是以高質量就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有效舉措，國內評級機構就可能較積極關注這一方面的社會表現；而制度背景和社會結構上的差異，使得海外評級機構對此類ESG議題的特色內涵的關注可能并不如國內機構。

構建有效ESG評級體系

隨著新時代各項戰略目標的加速推進，企業的中流砥柱作用日益突出，ESG評級體系應與時俱進，切實助力企業績效提高，反映企業在新時代服務經濟社會、創造社會價值的力量，為資本市場有效篩選出值得投資的企業。圍繞這一目標，改進方向主要和以下三方面有關。

一是圍繞“雙碳”目標，ESG評級體系在環境維度下應體現實質性碳中和的價值。企業應將實質性的碳減排主體責任置于首位，強調節能、減排、降耗等實質性減排措施及其成效。ESG評級機構要認識到“重減排”的實質性碳中和才是符合碳中和戰略的核心。這一要點應在ESG評級體系的環境維度中充分體現。

二是圍繞商業向善愿景，ESG評級體系在社會維度下應體現利他型企業社會責任的貢獻。公司在創造商業回報的同時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關注股東外其他利益方訴求，已經逐漸成為新時代公司使命和愿景的主旋律。那么，這種淡化經濟利益，倡導共益共生的利他價值觀應合理融入ESG評級體系的社會維度，向切實提高社會整體福祉和效率的企業給出合適評級，真正調動企業商業向善的積極性。

三是圍繞可持續發展議題，ESG評級體系在治理維度下應體現可持續商業治理的作用。在可持續商業模式下，無論是把利益相關者群體納入董事會范疇，設置可持續發展運營官統籌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還是強化可持續商業信息披露，以實現企業經濟效率和合法性的平衡，將可持續商業理念融入公司治理體系已逐漸轉化為企業的內生需求。由此可見，有效的ESG評級體系的治理維度理應順應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建設需要，將可持續商業治理水平作為公司價值判斷的重要基石。

（作者單位系西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新時代企業高質量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