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證監會！內幕交易遭罰沒602萬，不服處罰連續上訴，怎樣計算違法所得？執法標準不統一？看法院怎么判

不服處罰起訴證監會？瑞華不是第一位，更不是最后一位。

近年來，監管部門嚴厲打擊各類證券違法行為，其中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信息披露違規等行為不斷被“精準打擊”。不過，面臨行政處罰并非所有被罰者均心服口服，在行政復議仍未得到認可后，“怒告證監會”的情形也時有發生。

日前，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一起裁判文書顯示，在被認定內幕交易而被罰沒602萬元后，廣東某公司副總經理林某以山東證監局及證監會為被告提起上訴，認為存在內幕信息認定錯誤、執法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但均未獲得支持。

此外，法院還在判決書中建議，證監會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發布規范性文件等形式公布執法標準，讓行政相對人的市場行為更具有可預期性。

內幕交易被罰602萬

在分析訴訟內容之前，先來交代一下林某所涉內幕交易案的情況。

2017年12月，山東證監局網站公布一起行政處罰決定書，林某因內幕交易“博匯紙業”而被處以“沒一罰一”的行政處罰，合計602萬元。

據決定書顯示，早在2014年，博匯紙業因信息披露違法被立案調查，公司信用風險上升、融資環境惡化，公司實際控制人楊某良一直考慮采取再融資等相關措施改善博匯紙業融資環境，提升市場形象。12月底，楊某良認為時機已成熟，便開始籌劃推動再融資工作作。

2015年2月的一個下午，博匯紙業董秘楊某棟到廣州拜訪杉華投資，并參加了杉華投資舉行的公司年會聚餐。晚餐結束后，林某及杉華投資總經理、楊某棟等人返回辦公室一起聊天。聊天過程中，楊某棟提起公司可能會增發，林某因此成為內幕消息知情人。此后博匯紙業并未進行增發，而是采取了“高送轉”的利潤分配方式，并于當年3月4日公告。

而在知悉博匯紙業再融資消息后，2015年2月-4月，林某利用“劉某”賬戶和他本人賬戶買賣博匯紙業股票。山東證監局認定，林某內幕交易博匯紙業共獲利301萬元。

對此，林某申辯稱，博匯紙業并沒有進行增發，也不存在增發事項公開的事實。另外，林某自稱，在與林某棟見面時未談及高送轉事項，且因飲酒過多，對其與楊某棟見面聊天時所談內容不清楚。投資博匯紙業是基于對股票的長期觀察與研究，結合市場信息判斷有投資價值。不過，對于林某的申辯意見，山東證監局未予采信。

海量證據論證內幕交易

在行政處罰作出后，林某不服處罰決定并向證監會提起行政復議。2018年6月，證監會給出了維持被訴處罰決定的結果。隨后，林某以山東證監局和證監會為被告，向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同樣未得到法院支持。

此后，林某上訴至北京市二中院。今年7月，北京市二中院對該案進行了公開開庭審理。對于證監局的處罰，林某認為，處罰決定對內幕信息認定錯誤，沒有實質內容的“高送轉”不屬于內幕交易范疇，一審法院對主要事實認定錯誤且證據不足。

而在證據展示方面，在一審中，山東證監局共向法庭呈交四組95份證據。具體而言，包括賬戶交易資料及資金流水、涉案人士詢問筆錄、交易電腦IP/MAC地址及硬盤序列號、調查通知書、電話信息等。林某則提交了三組15份證據，用于證明其買入股票系由于長期綜合研究、自己未通過聊天獲取內幕交易等。

“高送轉”是否屬于內幕信息？對此，二審法院指出，內幕信息是指證券交易活動中，涉及公司的經營、財務或者對該公司證券的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的尚未公開的信息。“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資的計劃”是該法律條款明確列舉的內幕信息之一。博匯紙業定向增發、“高送轉”等事項，在其未公開之前，應當認定為內幕信息。

另外，雖然內幕消息知情人林某棟在兩次詢問筆錄中否認參與內幕信息討論，但根據其他參與討論人員的筆錄，由于證據之間可相互印證，且林某棟所做證言與其本人存在利害關系，其證言證明效力較弱，不足以推翻其他多人所陳述的事實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強調，在內幕交易行為行政處罰中，適用推定內幕交易規則。根據分析，楊某棟系內幕信息知情人，與林某確實有過聯絡、接觸，林某訴稱沒有聽到有關增發消息的意見不影響對事實的認定。

另外，林某控制的兩個賬戶呈現“集中資金單一、大額交易”的特點，且資金變化至交易股票的時點與內幕信息自傳遞到公開的時點具有一致性，能夠認定林某交易“博匯紙業”的活動與內幕信息存在高度吻合。

對于交易博匯紙業，林某給出的解釋為：“博匯紙業”股票名字帶有“搏一把，把資金匯集回來”的寓意；林某研究認為“博匯紙業”有投資價值等。對此，一審及二審法院均認為，其解釋不足以排除交易的異常性，不構成合理解釋。

法院建議公布執法標準

除對內幕交易的認定外，如何計算違法所得也成了此次訴訟的焦點問題。在訴訟中，林某認為違法所得金額計算方法存在錯誤，缺乏法律依據，所計算數額遠高于其實際獲利。

在此前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山東證監局將林某的違法所得確定為301萬元。從認定時間上來看，山東證監局對兩賬戶2015年2月13日-4月13日買賣博匯紙業的情況進行統計，并根據賣出及買入成交金額的差價確認實際獲利金額。

為此，林某提交了兩個賬戶的資金對賬單，以證明金額計算存在錯誤。在此前申辯中，林某表示，其與劉某合作的賬戶按博匯紙業單票結算，實際盈利只有97.17萬元。即使認定從事內幕交易，也應當將之后的買賣計入，而不應僅截取盈利的部分倒推其涉嫌內幕交易。

從雙方爭議來看，林某主張應，當以內幕信息首個交易日涉案股票在二級市場的價格走勢為標準計算違法所得。山東證監局及證監會則認為，對于內幕交易違法所得的計算標準問題，法律層面沒有明確規定，證監會在執法中形成了一般標準與慣例，即截至調查終結日，林某已將持有涉及內幕信息的股票全部賣出，形成實際獲利，應以此實際獲利作為違法所得。

對此，法院指出，在不與法律法規相沖突的前提下，司法對金融監管機構的執法慣例應給予適當尊重，故對本案違法所得的認定標準予以支持。

同時，一審法院在判決書中表示，建議證監會在條件成熟時以發布規范性文件等形式公布執法標準，進一步統一執法尺度，讓行政相對人的市場行為更具有可預期性。二審法院對此建議不持異議。

另外，林某還認為行政機關存在執法標準不統一的問題，處罰結果缺乏“穩定性”和“可預見性”，違背了合理行政的原則。對此，二審法院指出，內幕交易行為非常復雜，且個案差異較大，需要根據內幕交易行為行政處罰的立法本意、內幕交易行為對證券市場的影響等因素，結合案件中的具體證據進行全面分析綜合判斷，無法對內幕交易行為明確統一的概念和標準，司法審查亦是圍繞每個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全面綜合審查，故不存在執法標準不統一問題。

根據證監會官網信息來看，今年以來開出罰單已超過百張，其中內幕交易和信息披露違規仍是重災區。而對于“被起訴”的情況，上周證監會予以公開回應稱，擾亂市場秩序，侵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各類違法違規行為依法予以懲處，是證監會的本職工作。

券商中國記者 云中隼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