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去產能需求側刺激效果有限 馮飛：中國需標本兼治

◎每經記者馮彪 3月19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去產能和去杠桿：邁過結構調整之檻”分論壇上，工信部副部長馮飛發表了他對去產能的看法。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領域專家的馮飛表示，要從學術角度而非政策的角度談這個問題。 在馮飛看來，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實際上在國外都曾出現過，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還有自己的個性原因，首先就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問題；其次是市場機制發育不足。因此治理產能過剩必須標本兼治，既要關注當前去產能，又要著眼于長效機制的建立。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原磊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我國產能過剩很大程度上是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干預過多造成市場信號扭曲。” 在此次分論壇上，來自日本的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會長古賀信行認為，日本去產能的經驗表明，需要從供給側而不是需求側采取措施，要讓那些已經沒有競爭力的企業盡快退出市場。此外還需加強研發，提高勞動生產率。 ●中國：近期重點抓好煤鋼去產能 3月20日，在此次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也在主旨演講中提及，近期重點抓好鋼鐵、煤炭等困難行業去產能，堅持市場倒逼、企業主體、地方組織、中央支持，運用經濟、法律、技術、環保、質量、安全等手段，推動產能過剩行業壓縮總量、調整結構、轉型升級。 產能過剩問題在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經濟體也曾出現過。 古賀信行進一步表示，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就曾出現過產能過剩、債務過剩和就業過剩的現象，也就是人員臃腫。 日本當年的情況與當下中國頗有相似之處。馮飛也表示，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告別了短缺經濟之后，產能過剩問題一直揮之不去，這是對中國經濟影響非常大的一個隱患。 在馮飛看來，經歷高速增長，再疊加外部的沖擊是各國出現產能過剩的共性原因。 例如，日本上世紀70年代是因為受石油危機的影響。中國在“十一五”時期出現超過11%的年均GDP增速，后來再疊加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外部影響因素，使得內外需快速收縮，產能過剩問題凸顯出來。 與此同時，在馮飛看來，中國的產能過剩也有一些個性的原因。他說：“第一還是政府經濟職能的問題，經濟功能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對企業，對產業直接干預的程度大了？我看有的專家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驗之一，是地區間的經濟競爭，這是經驗，同時也是產生諸多問題的原因。” 原磊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舉例說：“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稅收，大量招商引資。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卻很少從市場需求考慮，甚至盲目投資，造成產能過剩。另外，政府補貼導致某些行業成本收益信號扭曲，也會帶來產品過剩。” 此外，馮飛提及，市場機制的發育不足也是我國面臨的個性原因。例如，由于公司治理結構發育的不健全，導致企業在理性決策上會出現偏差。市場機制的缺陷也會造成信息的不充分、不對稱這樣一些問題。 “因此，在治理產能過剩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標本兼治，既關注當前產能過剩的去產能工作，同時也要著眼于長效機制的建立。”馮飛說。 ●日本：去產能曾走過彎路 在應對產能過剩上，古賀信行介紹，日本政府最開始把原因簡單歸結為經濟的周期性變化，所以推出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措施，以圖能夠讓經濟重新景氣起來。例如，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進行大量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古賀信行提及，日本政府為了維持就業，對一些名存實亡的“僵尸企業”進行支持和救助，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日本的企業在去產能和去杠桿這些方面基本上是停滯不前的。 在古賀信行看來，讓這些僵尸企業名存實亡地繼續存在下去，代價是非常高昂的。銀行的不良貸款將進一步增加，而且一些健康的企業需要和這些僵尸企業進行競爭，這樣的競爭是不平等的，以至于整個日本產業的生產效率和整個經濟都被拖累了。 古賀信行介紹，2001年，日本才真正開始積極正視僵尸企業的問題，經濟政策重心才從財政刺激轉變為結構性的改革，并且推出了金融再生計劃，對銀行的不良債權進行處理，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叫作產業再生機構。 原磊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韓國、日本都經歷過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調整的過程，主要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并且加大對企業研發的支持力度。這讓日本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得以提升。因此，可以說日本經歷的‘失去的十年’其實也是日本體制機制轉變的十年。” 在原磊看來，我國經濟體量大，產能過剩壓力嚴重。 “我國提出從供給側發力去產能，我認為最根本的就是體制機制上的轉變，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另外就是企業和政府加大技術研發，調整經濟結構，完成經濟發展動力的轉換。”原磊說。 經歷高速增長，再疊加外部的沖擊是各國出現產能過剩的共性原因。在治理產能過剩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標本兼治，既關注當前產能過剩的去產能工作，同時也要著眼于長效機制的建立。——工信部副部長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