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后，你能還手嗎？

“被打不敢還手，還手就是互毆！”這句被人們廣泛引用的無奈之語，折射出“正當防衛”的現實困境。最近央視報道披露，2024年4月，山東淄博一家飯店的老板張女士歷經四年訴訟，最終從最初被認定的“互毆者”變成了“正當防衛”，標志著全國首例治安領域正當防衛抗訴案塵埃落定，被譽為“正當防衛的標志性判決”。

“當我們被欺負時，該不該還手？”“法律到底是保護好人還是壞人？”我國民事和刑事領域都對正當防衛有相關法律條文，其中《刑法》第二十條中對“正當防衛”定義如下：“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公安部2007年印發的《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二)》第一條明確規定，“為了免受正在進行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違法侵害行為，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但正當防衛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在現實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卻并不清晰。張藝謀的電影《第二十條》中那一句句令人窒息的詰問，不僅在刑事領域，還理應在治安管理領域得到擲地有聲的回應：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一起幾年前發生的簡單治安案件，緣何成為“正當防衛的標志性判決”？

持續不斷的司法接力，讓正義得到應有的維護。張女士從“互毆者”回歸“正當防衛者”，向社會表明“敢于防衛”才是該有的法治生態，案件的終審意義早已超越個案本身。2020年11月22日晚，山東淄博一家飯店的老板張女士，被醉酒的顧客劉某毆打后用啤酒瓶反擊，將劉某頭部打傷，結果被認定為互毆。這起治安處罰案件歷經法院一審二審，檢察院抗訴，最終定案。2024年4月，山東省高院再審，認為本案沖突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劉某酒后尋釁滋事，張女士為了免受劉某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隨手拿起身邊物品進行反擊的行為，是為了制止不法侵害，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不應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本案的標志意義在于：被打后還手反抗，不再被簡單粗暴地認定為“互毆”。

判決結果體現了司法理念的轉向。電影《第二十條》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有關“正當防衛”的規定，原型涉及于歡辱母殺人案和于海明反殺案，真實客觀地反映了諸多日常司法實踐中的沉疴。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早已明確了正當防衛的刑事免責性，但其僅適用在刑事案件中。此次，“紙面正義”終于落地“治安案件領域”，讓治安案件中的“實質正義”成為普遍可能，而“還手就是互毆”或將成為過去式。

為何“正當防衛”不僅在治安管理處罰領域，更是在刑事領域成為“沉睡條款”？一些不可忽視的現實成因凸顯了執法困境。

這種“沉睡”對那些遭遇不法行為且迫切需要援助的人影響最為嚴重，同時對社會風氣的塑造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傳統觀念中“以和為貴”的思想深入人心，導致許多受害者在面對不法侵害時選擇忍讓，而非積極維護自身權益。這種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當防衛的社會認知度。另一方面，執法實踐中對正當防衛的認定標準把握不一，使得一些本應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的案件被錯誤地定性為互毆或其他違法行為。這不僅損害了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也對社會風氣產生了負面影響。

“各打五十大板”的慣性邏輯，導致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均對“互毆”存在擴大化認定。央視報道顯示，再審張女士案的山東省高院提出：司法實踐中個別案件存在“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現象，模糊了正與不正的界限，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在執法實踐中，一些執法者出于對自身法律責任和安全的考慮，可能會采取一些保守的執法策略，以避免法律風險和職業風險。如只為避免引發輿論或上級問責就給予“安全判決”，勢必影響公眾對“正當防衛”邊界的認知和態度。

因互毆與正當防衛具有外觀上的相似性，準確區分兩者實屬不易，堅持不還手營造“完美受害者”形象、“誰鬧誰有理”現象頻發。高鐵車廂內女子因孩童踢椅背與家長沖突，被掌摑后還擊，卻被警方認定為“互毆”；打工者深夜被醉酒暴徒攻擊，出于自衛使用水果刀，庭審時遭遇法官提問“他打你，你為何反擊？”……諸如此類案例中，“互毆”成為不法行為的“擋箭牌”以及“和稀泥”的溫床。

張女士案判例今后能否成為常態？正當防衛制度的徹底激活，需立法、司法與公眾理性的共同進化。

面對不法侵害，應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弘揚社會正氣，而非要求絕對克制。良好的法治環境，本應讓公民在遭遇不法侵害時敢于還擊、敢于正當防衛。這既是對自己合法權益的保護，也是對見義勇為的有力支持。

正當防衛的認定尺度，不僅關乎個案正義，更是衡量社會法治水平的標尺。當法律不再強求公民被迫做一個“完美的受害者”，才是對不法行為最強有力的震懾，而法治環境也將逐漸向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