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第一城，為何把"增收"放首位？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507751300 

連續7年位居全國“消費第一城”，上海正在直面挑戰。

今年一季度，上海社消零被重慶反超，相差約146億元。眼下，差距開始縮小，1—4月，上海市實現社消零總額5355.46億元，同比下降0.3%；重慶5385.43億元，同比增長4.4%。

前兩天，上海印發《上海市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下稱《方案》）。這也是繼今年最大補貼力度的“五五購物節”之后，上海拿出的一份系統性促消費“打法”，無疑備受關注。

縱觀《方案》提出的六大行動，不乏新亮點、新舉措。首提“豐富悅己消費”，被認為是上海培育新型消費的一大特色，“夜校經濟”“二次元經濟”不僅接地氣，也符合年輕人的消費趨勢；而多維度推動服務消費提質升級，又契合了上海服務消費的旺盛需求和強勁的增長勢頭。

如果說這些措施仍主要聚焦消費本身，那么，更顯“反常”的是，“城鄉居民增收行動”和“消費能力保障支持行動”被置于促消費的首要位置。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張伯超曾在接受采訪時對此評價，這意味著“上海尊重消費基本規律，明確看到了消費是收入的函數”。

而作為全國消費的“領頭羊”和“風向標”，上海這一改變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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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非首個出臺新一輪促消費政策的省份。

自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以來，湖南、浙江、廣東、湖北等省份均已做出相關布局。縱觀這些省份的政策文本，基本上都與全國層面的政策一脈相承，將城鄉居民增收和消費能力保障置于靠前位置。

對這一明顯轉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臨曾解讀，“此前的消費政策大多從供給側入手，強調以供給引領創造需求。這次方案在需求側加大政策力度，著力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努力讓老百姓的消費底氣更足、預期更穩、信心更強。”

同樣是增收減負，不同省份的“打法”略有不同。

廣東增收突出對外來務工人員的重視。在“推動工資性收入合理平穩增長”的安排中，放在首位的就是兩項行動：通過“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吸納100萬高校畢業生來粵就業創業；同時，深入實施“粵菜師傅”“廣東技工”“南粵家政”三項工程。比較特別的是，廣東推進“家門口”就業服務圈建設，加強就業驛站、零工市場建設。

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則格外強調企業的作用。比如，穩定就業的核心被放在企業身上，對就業標桿效應好的經營主體，同等條件下優先保障建設用地計劃、提供用工支持服務；再比如，浙江還提出“真金白銀”鼓勵創業，對符合條件的創業者，提供一次性創業社保補貼、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創業擔保貸款及貼息等支持。

相比之下，上海多了些許面向未來的布局，借“促消費”探索城市新一輪發展的意味也頗為鮮明。

比如，上海不僅強調技能培訓教育對增收的作用，還謀求對培訓進行提質增效，特別提到將實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家政服務、養老護理等重點行業技能人才培養計劃。由此，不僅針對性解決用工結構性矛盾，也推進外來務工人員的能力轉型。

對于生育養育“減負”問題，上海也不止要“普惠”，也意在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在各省均探索育兒補貼落地的情況下，上海還提出“探索增加育兒假和配偶陪產假”，進一步為“沒時間消費”的局面“松綁”；而“建設高質量幼兒園”“開展未來學校探索”，有助于解決養育需求“從有到優”的難題。

如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分析，貿易一般被認為是上海“五個中心”建設中最硬的一張牌，在發力消費上，上海一直走得更前一步，給未來做示范。從此輪促消費政策來看，上海將模式和路徑創新的探索延伸至改善供需兩側上，既是滿足新發展階段所需，更將引領其他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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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上海來說，這份政策的“轉向”尤顯重要。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人呼吁，促消費應將重點放在增收上。一種代表性觀點，如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劉志彪等人此前撰文提及，當前消費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就業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長預期降低。

去年，全國有23個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出現放緩，其中，北京、上海兩市增速下跌最明顯。去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84萬元，仍高居全國省份第一，比第二名浙江高出2萬余元，但增速僅為4.2%，不僅在前十省份中墊底，而且比2023年下降2.3個百分點。

如果拉長時間來看，去年增速一定程度上是前年高增長后的“回正”。過去五年，上海經歷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大幅起落，特別是疫情影響下2022年跌至2.0%。然而，從消費來看，影響又確實存在——去年，上海人均消費支出為5.27萬元，同比增長僅為0.4%。

更多消費細節揭示出上海收入和消費的關系。根據上海統計局數據，去年，上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3.1%，其中，在吃、穿、用、燒四大項中，僅吃的商品實現正增長，為1.6%，用的商品和燒的商品分別下降5.6%和8.9%。

此前，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城鄉消費與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汪偉就曾分析指出，消費結構差異是京滬兩市消費表現出現“反差”的原因之一。兩市消費偏重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務，比如汽車、奢侈品、高端餐飲等，這些消費往往受經濟下行沖擊更大。對此，收入增速放緩的影響也無疑更為突出。

當然，增收也不意味著一定能推動消費增長。

曾剛提到，關于促消費，外界存在兩種不同聲音。一種聚焦在有消費能力但無消費意愿的高凈值人群，認為應該進一步撬動他們的消費需求，其證據是此前高端奢侈品消費的增長；另一種則聚焦在有消費意愿但無消費能力的人群，這些也應是政府推動增收的主要人群。

從此輪政策來看，上海對于增收促消費的探索，主要瞄準后者。在消費需求端，首要促進就業、讓更多人通過就業具備消費能力；在供給端，迎合當下從講究“性價比”到“質價比”再到“心價比”的趨勢，特別是首提推動“悅己消費”。被“點名”的健康養生、興趣課程、解壓療愈、寵物陪伴甚至二次元等業態，不僅貼近生活，也為大眾所喜聞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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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有待進一步增收減負的消費者，一面又是面向未來的消費愿景，上海如何彌合二者之間的“差距”？

在曾剛看來，這兩個目標看似矛盾，實則有機統一。比如，通過增加就業，失業者成為在崗人員，有了工作能力，一方面能帶動消費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還能支持生產，其中就包括了面向未來的高端消費供給。這樣一來，整個社會的效率就提高了、健康水平也提高了，形成一種良性互動。

當然，這也考驗政策的執行方式。比如，上海將推進技能培訓教育提質增效作為一項重要的推進增收、助力未來產業與消費業態的方式，如曾剛所說，能否學習德國、新加坡等國家，構建一套培訓獎勵機制，對于參加相應培訓的人員給予金錢支持，“不僅不交學費，還能發生活費”，等培訓完成后，他們進入職場，可能創造更大的財富。

他還建議，除了提供直接就業崗位之外，還能否考慮提供更多間接就業崗位，比如實習等，提供職前準備階段的各類措施，從而完善整個就業環境。

往大了說，這實際上是面向消費型社會的觀念轉變。

學界的一種共識是，我國正在經歷從依賴“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轉型。但這并不只是簡單的數字變化，還涉及一種以消費為驅動力的社會整體轉型。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等人在論著中指出，這意味著，我國要從消費不足、企業產品銷售不暢、年輕人失業率高、通縮風險、企業和居民資產負債表衰退等以消費抑制為特征的經濟循環中走出來，這就必須依靠強大的逆周期政策來打破，靠深化改革措施來扭轉，包括由建設財政向民生財政轉型，也包括從收入端和產業結構促進消費繁榮。

其中，一個重點在于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轉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就首次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要“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從某種意義上，在此輪轉型中，上海有“先天優勢”。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曾指出，我國正處在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廣大社會成員的需求已從私人產品短缺轉為公共產品短缺，為此要加快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要釋放服務消費潛力來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服務消費恰是上海的“長項”。數據顯示，盡管上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趨緩，但服務消費增勢迅猛，成為消費新增長點，此次《方案》也突出推動服務消費提質升級。借力新一輪促消費，上海能否早一步探索消費社會發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