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一德：現階段大部分AIGC生成內容難以構成“人”的獨創性表達，不能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

每經記者｜周逸斐    每經編輯｜陳星    

3月27日，2025中關村論壇年會在北京開幕，本屆論壇年會以“新質生產力與全球科技合作”為主題。

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關鍵是要有高價值知識產權支撐。在論壇年會現場，中國科學院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馬一德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

馬一德長期在知識產權領域開展研究，曾深度參與知識產權立法和重要政策文件起草工作，直接參與了民法典、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知識產權立法和修法工作。參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起草論證并任執筆人之一，擔任國家“十四五”知識產權規劃編制工作組成員，參與“十四五”知識產權規劃編制。

大部分AIGC生成內容不能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

NBD：當前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法律層面常陷入“作品”認定爭議，應如何界定AIGC的知識產權歸屬？是否應建立類似“避風港原則”的免責機制？

馬一德：按照現有著作權法規定，所謂“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其中的前提是，著作權法保護的是人的獨創性智力成果的表達。

我個人認為，現階段大部分AIGC生成的內容是用戶簡單機械指令的產物，難以構成“人”的獨創性表達，不能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當然，其可能具有一定價值，至于能否將其作為財產賦予法律權利保護，則需要從保護投資、維護市場運行的角度進行分析。

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過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者付出了一定投資，但其盈利模式是用戶使用付費或流量廣告，并不存在對生成內容主張權利的現實需求。

對用戶而言，其對于內容的生成也并未付出投資，在相關內容可以源源不斷生成的背景下，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失靈前提并未明顯顯現，法律賦權介入的必要性不足。

事實上，從傳統印刷機、打印機、錄像機、計算機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人的表達手段的豐富。沒有市場失靈的前提下，不授予權利而充分釋放這種技術紅利，使得人人皆可得，實現表達自由、生產力解放，才是技術進步的意義所在，不能被傳統觀念所束縛。

NBD：我國著作權法以“自然人創作”為核心，而AIGC挑戰了這一傳統邏輯。您認為現有法律在應對AIGC時存在哪些滯后性？是否需要通過修法或司法解釋明確AI生成內容的法律地位？

馬一德：如前所述，我個人認為，并不存在改變現有著作權法對作品定義而將AIGC生成內容納入保護范圍的顯著必要性。反而是關于AI訓練、生成內容的侵權風險是現有立法亟需回應的問題。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知識產權侵權風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開展預訓練、優化訓練等訓練數據活動中，提供的數據素材很多是享有著作權保護的作品。數據訓練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相關作品的復制，將涉及對他人著作權的侵犯，有觀點認為該行為構成對作品的合理使用，但現行著作權法并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需要未來在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修改之中加以厘清。

二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過程中，在一定情形下，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并未對原素材進行深度加工，仍有可能與原作相同或實質性相似。在此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將構成對原作的復制、信息網絡傳播等行為，從而侵犯原作的著作權。

對于此種情形，我認為不應適用傳統的“避風港規則”。因為避風港規則的前提是，直接侵權的是用戶，平臺只為侵權提供一定便利，“避風港規則”提供了一定的過錯判斷框架使之免于承擔賠償責任。在AIGC生成內容中，直接復制、傳播作品的“人”是平臺，其構成直接侵權主體。對此類情形的責任承擔，可以考慮借鑒歐盟法的過濾義務，即著作權人統一備案、AIGC平臺承擔過濾義務，減少侵權風險。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審查效率越高創新者獲得專利權保護期限越長

NBD：我們注意到，我國發明專利審查周期不斷縮短，商標的授權速度也長期保持全球領先。您如何看待中國如此注重審查效率提升這一現象？

馬一德：需要說明的是，審查效率與專利權保護的實際期限直接相關。根據TRIP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國際上專利權保護期限一般是20年，但這20年不是從授權之日起算，而是從申請日起算，但直到專利授權之后專利權人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專利權保護。因此，專利權有效保護的時間實際上是20年減去專利審查的時間。

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審查效率越高，創新者能夠獲得的專利權保護期限就越長，創新投資前景越高。我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也是專利審查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重要體現，這也激勵創新主體更加傾向于在我國申請專利獲得保護。

有必要考慮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 

NBD：在知識產權制度建立方面，我國不斷推進探索。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您如何看待這一機構發揮的作用？

馬一德：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集中審理全國范圍內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是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制度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其形成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制度專門化改革的“畫龍點睛”之筆。

從過去6年多的實踐來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共審結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近2萬件，從制度上解決了制約科技創新裁判尺度不統一的問題，克服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區域性不平衡、地方保護主義困境，其中涉戰略性新興產業案件數量和占比逐年攀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司法審判政策調節和引導科技創新和市場競爭活動，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的關鍵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雖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卻存在人少案多、自身保障壓力大、職能定位有待優化等問題。從長遠來看，為了保障全國層面的統一上訴審理機制持續高效運行，有必要考慮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基礎上，設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妥善規劃與獨立的國家知識產權法院相匹配的人員和物資保障。

同時，探索優化審級職能分工，區分法律審與事實審。一審程序注重事實查明和糾紛解決，二審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一審法律適用標準的校正上，重點通過個案裁判發揮政策引導、裁判標準統一的治理功能。

NBD：很多知識產權法庭都引入了技術調查官，他們在審理相關案件中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

馬一德：知識產權案件特點之一在于其專業性，尤其在技術類案件審理中，技術問題與法律問題緊密交織。依照現行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制度，司法審判中對技術問題存在多種解決途徑，但均存在不足。

例如，過去通常將復雜技術問題提交司法鑒定，但司法鑒定存在程序繁瑣、周期長、費用高等問題；也可通過專家輔助人對專門性問題進行說明，往往因專家輔助人與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實踐中其意見的客觀性、可采性不高。

因此，在知識產權司法審判體制專門化改革的背景下，技術調查官制度已經成為當前最高人民法院及知識產權專門法院（法庭）力推的一種主流模式。技術調查官作為人民法院內部的技術專家，在案件審理中以助手身份為法官提供技術上的專業意見參考，相對于專家輔助人具有中立性、客觀性優勢，同時又可以克服技術鑒定程序繁瑣、周期長、費用高的問題，已成為目前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解決專業技術問題的有力手段。

封面圖片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文多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