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楠卸任抖音集團CEO，“中年危機”的大廠為何躺不平？

每經記者 溫夢華  丁舟洋    每經編輯 楊夏    

每逢春節年關，年終獎、績效都會成為寫字樓格子間里打工人的敏感話題。

曾經騰訊、阿里、字節跳動等大廠動輒幾十個月薪資的年終獎和豐厚的年會抽獎讓外界艷羨，當高增長神話不再，大廠也開始務實起來。就連被無數創業者追求的字節跳動，也將“加強危機感”列入了年度目標。

在前不久的一場員工面對面交流上，字節跳動CEO梁汝波宣稱：組織平庸已經在字節跳動出現了，該有的大公司病都有了，所以公司將2024年關鍵詞定為“始終創業，逃逸平庸的重力”。2月7日，字節跳動的元老張楠辭去抖音集團CEO一職，未來將把精力集中在剪映產品上進行內部創業。

《年會不能停》的走紅也在于其觸摸到了互聯網打工人的真實體感。從2017年電影故事雛形初現，到2020年的重新觀察修改，再到2022年的閉關打磨，在長達5年的一輪輪大廠素材采訪和劇本反復創作中，被冠以“打工人最強嘴替”的背后，是整個互聯網大廠狂奔見頂后生態變遷的縮影。

過去數年，移動互聯網從高歌猛進到流量見頂，年輕的創業公司們在成長為巨無霸的同時也步入“中年危機”。

時代的列車呼嘯而過，身處其中的個體感觸最深。當社會情緒變得務實，當增速放緩下的“大公司病”顯現，當“大廠夢”不再成為爭先恐后的追逐，職場人的“打工魂”何處安放？大廠又該如何“去大廠化”？

《年會不能停》海報 圖片來源：豆瓣

改了好幾次的劇本：裁員變成不敢提的“玩笑”

電影中，大鵬飾演的工人胡建林，在陰差陽錯成為總部HR后被安排“數人頭”，他嘗試記住所有同事的職務和名字，并熱情地打招呼，但無意間卻引起了寫字樓里的恐慌，畢竟處于裁員期沒人想被HR“點名”。

屏幕里的打工人草木皆兵，屏幕外的觀眾被逗笑之余也難掩共情中的酸楚。當降本增效成為眾多大廠大公司的“主旋律”，電影中的“裁員廣進”也成為現實中的切膚之痛。

“太多變化”，是《年會不能停》導演董潤年在一輪輪素材采訪中最明顯的體會。“剛開始，我的那些大廠朋友對于年齡、裁員這些毫無在乎，但后面也開始變得很緊張，到最后他們已經不愿意探討這個話題了。”董潤年在接受每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2017年，“35歲”的年齡門檻在大廠打工人眼中還構不成“危機”。彼時的大廠人并不害怕被裁掉，高增長的互聯網生態讓他們有足夠的底氣甚至主動去尋求跳槽和被裁。

“對他們而言，被裁的補償很高，足夠他們無壓力地休息3～4個月，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換個大廠跳槽薪資還能漲一漲。大家當時聊得最多的是怎么跳槽，很多人想辭職想創業。”董潤年坦言。

短短三年后，完全不一樣了。“裁員”“跳槽”不再是被輕易提起、能戲謔的玩笑話，而是每個人不得不認真去面對的現實。到了2022年，互聯網大廠大規模的裁員開始頻頻出現在董潤年團隊的素材采訪中。“那時所有人對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完全不一樣了。”

《年會不能停》海報。   圖片來源：豆瓣

董潤年回憶，一位在2020年離職的大廠朋友，剛開始他還有很高的心勁兒，認為找個和原來待遇一樣的工作并不過分，后來收入減少30%的他也能接受了，中間他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什么了不起，實在不行去跑網約車也能賺錢”。

“你會感覺到他的壓力挺大的，本來他還想要二胎，最后也沒要。以前大家都覺得這種破壞性變化不會降臨在自己身上，但現在隨時可能。”董潤年感慨。

趕上互聯網最后一波高增長“尾巴”的鐘子良（化名）是字節跳動的一名前員工。他第一次明顯感受到業務擴張“放慢”變化的信號，是公司大小周的取消。

“在業務高速擴張時，每個人要多上一天班才能追上進展，加班費也高；但大小周取消后，加班變成了要看具體的業務需求，大家的收入也減少了很多。”鐘子良向每經記者表示，“當時我有個同事受不了就離職了。我們的感受就是，移動互聯網瘋狂擴張的時代已經落幕了”。

互聯網大廠不再信奉“大力出奇跡”。曾經高歌猛進的大廠熱衷“砸錢不惜一切搶地盤”，例如字節跳動曾為了拓展中視頻業務，一度大手筆從B站挖搶視頻創作者。但現在，除了核心業務，性價比成為大廠的重要考量。“以前為了一塊錢的效果公司愿意花10元錢，因為相信未來可以掙到100元；現在兩塊錢的效果公司只愿意花一塊錢了。”

不怕加班更怕無意義：白天開會“對齊”，晚上狂卷PPT

幾天前，馬化騰在騰訊年會演講上直言“工作不是做PPT給老板匯報”，道出了無數打工人的心聲。

每年歲末年終，“卷PPT”常常變成大廠大公司的一道獨特景象。正如電影中白客飾演的人力HR馬杰所吐槽的一樣：“工作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但人家比咱們會匯報，那功勞就是人家的。”

和PPT文化一樣，在互聯網大廠中，有一套對應大廠生態的專用話術。“對齊”“下沉”“拉通”“抓手”“咬合”“組合拳”，這些互聯網“黑話”曾頻頻出現在大廠的高速增長期。

曾履職多家不同大公司的阿里員工肖淳（化名）回憶，在2015～2016年，這些話術、PPT文化剛起來時員工并不排斥，“因為你在成長，即使很忙很累，也愿意做這些事情，有動力去卷”。但從2020開始，大廠組織架構變得臃腫，無效工作日益增加，溝通變得疲勞、無意義、無法帶來正向反饋時，大家就開始抱怨了。“（現在）你首先得證明你的崗位是有價值的，大家的核心成了保住工作。”

《年會不能停》劇照。 圖片來源：豆瓣

“對齊”，是被眾多大廠打工人吐槽最多的。正如“對齊顆粒度”成為電影中的口頭禪，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一句“對齊顆粒度”作為總結總不會錯，至于領導的真實意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在字節工作三年，我覺得對人的消耗非常大。”離職后，再回顧曾經的工作，鐘子良感觸頗深。“你每天沉溺在無數的消息文檔中，有無數個事情要處理、要對齊、要開會，基本上的常態都是白天開會，晚上和周末寫文檔，最后硬往一些大項目上靠。”

對于7×24小時工作制大廠員工習以為常。“有些公司發的假，大家都會先心照不宣地不休，會默認一個潛規則：以業務為第一優先度。”一位大型互聯網公司員工表示。

“哪怕生病發不出聲音，有些會我也一定要參加。之前我曾和一個同事在溝通工作，說著說著他說不好意思下午他要去做個小手術。”鐘子良告訴每經記者。在得知同事的生病后，鐘子良的第一反應是：“接下來那塊的工作怎么交付？”現在想來，鐘子良為自己的“冷漠”感到汗顏，“但當時條件反射地問出那句話，想來這就是大廠工作對我的‘異化’”。

事實上，對于渴望在一貫以“先進輕松”“扁平化管理”著稱的大廠中一展身手的員工們，一開始并非如此。在互聯網飛速發展時期，大廠工作帶給年輕人的不僅是高薪和體面，還有其他傳統工作無法比擬的“成長感”和“滿足感”。

多位大型互聯網公司從業者都向每經記者表示，絕不能否認在大廠工作的頭幾年，這份職業給他們帶來的巨大成長。“不斷學習新東西，快速成長，做出成績，收入和職級也漸長，很有成就感。”

當“大廠”開始平庸：大公司病該有的都有了

《年會不能停》將眾和集團設定為一個綜合型集團，但影片中職場生活的滾滾苦水，卻戳中了互聯網打工人們的“心酸瞬間”。

“這是我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點，按理來說我們呈現的不是互聯網公司，但為什么很多‘互聯網大廠’員工都覺得是他們的寫照？”董潤年說，曾經各行各業都在學習“互聯網思維”，創業成功的互聯網公司被視作組織扁平、高效、透明、便捷的代表。可為什么這部諷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情節能讓“大廠”打工人精準代入？

在董潤年看來，任何一個系統，當它龐大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冗余。

熵增無可避免，無論是硅谷還是中關村，只要停止自我審視與改革，曾經敏捷靈活的創業明星們都會走向平庸遲緩。

“低效，很多事情都要拉上很多員工參與，不管大小，然后每個人看到的信息都不全面；遲鈍，對機會的敏感度不如創業公司；還有標準降低，雖然公司一直強調文檔要簡潔、準確、好理解，但平時還有很多文檔動輒上萬字，黑話滿天飛，有無窮多的縮寫，不直擊問題。”梁汝波總結：“一個平庸低效的組織里，員工會更感覺累，因為自己即便很努力，但最終效果卻不理想……而優秀的人是會用腳投票的，他們會去尋找更有挑戰的事情，更高回報的可能。”

《年會不能停》中的主人公甚至為了見董事長一面道出實情，只能去表演年會。

《年會不能停》票房 。圖片來源：貓眼專業版截圖

肖淳告訴每經記者，那些耳熟能詳的大企業都有“官僚主義病”，比如“等級森嚴”“山頭主義”。

“下面基層員工根本沒機會接觸到人力總裁、執行總裁。如果你是剛入職的K7專員，K8發現你越級在和K9溝通，你就‘活不過多久’了。除非你和K8之間出現了無法調節的問題。”肖淳說。

“一個大項目，會拆給N個部門做，拆給誰不拆給誰？這挺微妙的。”字節跳動前員工鐘子良（化名）表示，“良性的業務競爭當然是好事，但往往最后就變成了‘內卷’——卷文檔，把一分的事情包裝成十分；卷內部關系、卷與直接領導的關系。”

高速增長是“大公司病”最好的“遮瑕霜”，在業務快速攀升期間，什么挖空心思地描摹匯報材料、拉通內部關系，鐘子良通通無暇考量。“因為業務太多了，每個月都有可實際匯報的東西，我根本不用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說得特別復雜。”

當組織步入長期緩慢增長階段時，種種槽點暴露無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很多大廠也在努力改革，試著讓自己不要變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模樣。一個清晰的變化是，大廠正在“去大廠化”。它們不再盲目地追求“大”，且在努力抹去“流水線、螺絲釘”的平庸“廠味”。

當社會情緒變得務實：打這份工究竟是為了什么

簽下入職合同時，肖淳松了一口氣。“說實話人力在給我講年終獎構成體系時，我壓根沒聽懂。大廠出來的人不再挑三揀四，心想有份工作就干著，面子不重要，能不能活下來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份工作就偷著樂吧。”

“大家對工作都變得更務實，社會情緒也更務實了，不玩那些虛的。”肖淳說，從互聯網公司的公關禮盒都能看出來，送那些浮夸的不如送點實際的，比如吃的。

以前肖淳會覺得“窮游”說出來有點沒面子。現在他大大方方加入“旅游特種兵”的火熱行列。“有什么必要繃著呢，在時間和資金都不夠充裕的情況下還想出去玩玩，可不就是旅游特種兵嗎。”

一邊吐槽公司，一邊努力工作。但總會在熬夜趕PPT時腦子里閃過——我們為什么要工作？為了工作，付出多少才算是值得的？

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30年曾預言：到20世紀末，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發達國家的人們每周將只需工作15小時。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想知道，這個預言為何沒有在今天實現。后來他發現，自動化技術確實大幅度減少了生產性工作，但由此解放出的時間卻又浪費在了更多新制造出的、毫無意義的工作之中。他在著作《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提出，比如各種填表、評估，都是被制造出來的工作要求，使得現在的人越來越忙，忙到一定程度你會發現，雖然看上去是天天忙，可是不知道忙了什么，也不知道意義在哪里。

如何對抗這種“無意義感”和隨之而來的焦慮？

“除了諷刺職場中的官僚主義與不負責任，我們真正想表達的，是希望觀眾看完影片后得到一些溫暖和力量。”董潤年說。打工人不想把自己變成一個只讓領導覺得“趁手”的工具，正如主人公在年會中唱出的那首歌，“公司是一臺機器，只有目的地，但我們不是螺絲釘，我們是人！”

在鐘子良看來，工作解決了他的核心兩個問題。“一個是收入、一個是社會身份。如果我還能在這里積累技能和經驗，就是再好不過的了。不要覺得離開了這個工作就是人生曠野，實際上并沒有。”

“只要是上班，一定會有你不喜歡的‘職場文化’。”鐘子良說，“微環境很重要，如果你所處的團隊彼此信任、能良好配合，能緩解很多焦慮”。

除此之外，鐘子良和董潤年都提到了工作以外的生活——珍惜親密關系，保持身體健康。從手機中抬起頭來，感受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這些間隙非常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