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打破“數據孤島”不止要加強頂層設計，更要完善底層設計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一根設立在道路旁的監控桿上，緊密排列著8個攝像頭。看到這個并不算罕見的場景，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心生疑問，為什么不能只裝兩個廣角攝像頭？據他推測，一種可能的原因，來自不同主體的監控需求，“交通、環保、城管部門都裝了，可能市里裝了、區里也裝了”。

在今天（4月26日）召開的第三屆公園城市論壇和第六屆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上，郭仁忠再次提及當下智慧城市建設的“數據孤島”問題。他指出，過去每個部門要干信息化，總傾向于構建從最初數據采集、感知，到最終應用的完整系統。這種被他稱為“縱向耦合”的發展方式，如今走到了向“橫向耦合”轉變的關鍵時期。

體現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工程邏輯上，郭仁忠提出一種與現在智慧城市有些相反的發展方向——“首先是集成化的泛在感知網絡、統一的大數據平臺，現在講新基建就是前面兩個；后面才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個性化應用。”

要橫向耦合，也要重點先行

現代信息通訊技術在城市管理治理中的應用，在我國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當時城市規劃、土地管理領域開始嘗試用現代信息化技術建智慧城市，進行信息化工作。在當時的工作機制下，“規劃部門做規劃，交通部門做交通，土地部門做土地”，一方面讓城市管理快速走上信息化軌道，但同時，也逐漸誕生部門驅動、部門所有的“孤島化應用”模式。

業內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如今，智慧城市建設已經到了重塑建設邏輯的時刻。

在郭仁忠看來，現階段智慧城市建設應該有一種新的思想，首先就是要有全局理念。“經過多年建設，大家對智慧城市基本邏輯有一個共識，就是要有城市感知體系，并構成一個城市大數據、形成一個數據統一平臺。在此基礎上，再開發百花齊放的應用，比如醫療、建筑、規劃、教育。”

但大船難掉頭。比起從零開始建設，更難的是在一定體量下的轉軌。事實上，面對多年來的發展慣性，不少城市也面對難以轉身的困擾，“數據孤島”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如果從政策層面切入存在困難，換一種思路，先做好底層架構是否可能破局？在郭仁忠看來，“我們過去老說智慧城市建設要加強頂層設計，實際上重點不是頂層設計，其實是底層設計，要把基礎設施搞好，沒有基礎設施都是假的。”具體而言，首先要將道路網絡管線做好，然后才能做相關的開發應用，這被他總結為“科學規劃、基礎先行”。

他也認為，這種邏輯顯效比較慢，因此還有一些并重的邏輯。一方面是要“把握關鍵、政府先行”，以數字政府帶動千行百業的數字化，并最終推動城市信息化。他在接受采訪時提到，這意味著牽頭部門的權威性、專業水平技能以及強大的支撐團隊非常重要。

事實上，國內一些城市已經把相關部門的信息中心都撤掉，全市形成一個統一的技術支撐隊伍，形成支撐智慧城市發展的更強大合力。

而建立在橫向耦合的基礎之上，同樣不能放棄過去“面向需求、重點先行”的有效探索。郭仁忠舉例說，對于一個旅游城市，就可以優先探索智慧旅游、智慧文旅；如果一個城市交通非常擁堵，就可以率先發展智慧交通。而考慮到人才培養、老百姓健康問題等，智慧醫療、智慧教育就是要率先突破的領域。

打破“不想共享”難題

一種觀點認為，智慧城市涉及的數據共享如今面臨三方面問題，即“不想共享，不能共享，不會共享”。技術突破和機制重塑解決的是“不會共享”的問題，而更根本性、也更難解決的問題，落在“不想共享”和“不能共享”上。

郭仁忠提到一個例子。現在，如果共享的數據在使用中出了問題，數據的分享者會受到牽連，但是，如果一個人持刀行兇，賣刀的商場并不會為此負責。這種責任認定的差異，導致數據擁有者并不愿意分享數據，其源頭則是法律法規職能邊界不夠清晰。

更為人所知的是數據安全問題。

此前，手機App調用用戶數據的限度問題曾引發廣泛討論。在2021年底實施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規定，“經營者不得過度收集消費者個人信息”，“如果消費者不同意提供非必要的個人信息，手機APP不能以此為理由，拒絕用戶使用基本功能的服務。”

對此，郭仁忠比喻道，“高速公路是企業建的，如果說建設方要看車上的東西，否則就不讓你通過，這樣行嗎？肯定不行。”

而對數據的無度調用還可能是無處不在的。比如，刷臉進入小區電梯時，他意識到，以后每次進小區，數據都會被上傳到開發軟件的后臺服務器上。這讓他再次產生疑問：對方是否有權力采集這種數據？

數據共享的智能邊界是什么？數據安全應該靠什么……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仍需要一個過程。

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是，智慧城市是一個信息化工程，更是成長性工程。在一個系統完成以后，還需要依靠開發商的不斷迭代。“就相當于母親把孩子生下來了，不能直接離開，還要養育，要推進其成長。”如郭仁忠所說，這是一個全生命周期的工程。因此，更需要妥善處理開發商和使用者之間的關系。

但對于智慧城市的發展，郭仁忠認為，更應該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來認識。

在接觸一些城市的部門時，他聽到一種聲音，智慧城市是很好，但花費也很高，是否跟進還需要仔細考慮。在他看來，這與20、30年前城市做數字規劃、數字交通時的討論類似，但到現在，此類聲音已經十分少見。

“所以我們討論智慧城市發展價值的時候，我們不能用眼下的金錢來看，我們要視其為一個文明、技術的進步，更是一種社會效益、綠色發展的提升。”郭仁忠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