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市場大跌，投資770余萬的信托產品虧損過半，法院卻判信托公司賠償損失，律師：金融投資很專業，對賣方機構設定適當性義務極其重要

每經記者 馮典俊    每經編輯 廖丹    

資管新規正式落地后，雖然“保本保收益”已被打破，但“賣者盡責”成為金融機構不可忽視的重要準則。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一則典型案例，當事人才某先后兩次向中信信托匯款777.70萬元購買信托產品，匯款摘要載明購買某信托產品。后因證券市場大幅下跌，信托產品被全部平倉清算，才某僅分得信托財產利益383萬余元。

才某以《信托合同》及《客戶調查問卷》并非本人簽署、信托合同不成立、信托公司違反適當性義務為由訴至法院，要求中信信托賠償損失。

中信信托主張信托合同成立，并以才某擁有多個證券賬戶，存在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的投資經驗為由主張免除適當性義務。

法院審理認為，雙方雖未簽訂書面合同，但才某已經支付認購信托產品的款項，信托合同成立。才某既往投資金融產品的屬性、類型、金額等均與案涉信托產品存在較大差異，其既往投資經驗不足以免除中信信托的適當性義務。中信信托所提交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充分履行了適當性義務，應賠償才某的投資損失。

當事人：合同簽字非本人所簽

其實，今年2月，裁判文書網發布（2019）京0105民初70915號文書，對才某與中信信托的合同糾紛作出一審判決。

才某陳述表示，其自身有購買信托產品的意向，2015年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大通證券公司（與中信信托存在業務關系）的經理董某，了解到中信復金1期項目。董某讓才某先把錢匯過去，沒有簽合同，匯款賬號是董某提供的。2015年，才某分兩次給中信信托公司匯款777.70萬元，認購中信復金1期信托計劃。

才某認為，無論是匯款前還是匯款后，沒有人曾找過才某溝通，此前才某也未向中信信托購買理財產品。直到2017年，才某接到中信信托通知，被告知信托計劃已提前終止。后經了解，中信信托于2017年對全部有價證券提前清倉。

裁判文書顯示，中信復金1期信托計劃為事務性信托產品，于2015年6月15日正式成立。中信信托表示，復金1期計劃后因證券市場大幅下跌，信托計劃產品被全部平倉。

記者查詢該產品公告獲悉，2017年7月14日，該信托計劃信托單位參考凈值為49.90元。根據信托文件約定，信托計劃存續期間，當估值結果顯示某估值基準日或參考凈值估值基準日的信托單位凈值不高于50元，將觸發特別交易權條款，受托人（中信信托）應對本計劃持有的股票等有價證券全部予以清倉。

平倉清算后，依照才某持有的份額，中信信托向其返還剩余信托財產利益383.075萬元。2018年1月，才某以不當得利為案由起訴中信信托，其表示，在訴訟過程中得知《信托合同》及《客戶調查問卷》上委托人處的簽字均非本人所簽。

才某提供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才某”簽字與樣本的特征總和反映了不同人的書寫習慣。才某不認可本案相關信托合同的真實性。

才某認為，中信信托是信托專門機構，有義務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對才某是否為合格投資者進行審查，向才某提供信托計劃說明書等全部法律文書，并作為全部法律文件的提供者履行相關條款進行特別說明，在才某確認無誤并簽字情況下才能成立合法有效的信托關系。

信托公司：當事人有豐富炒股經驗

中信信托對此認為，該產品由中信信托直銷，委托人直接簽訂合同認購，簽字后寄往中信信托，同時附銀行卡和身份證復印件，并通過所附銀行卡向中信信托賬戶打款。由于涉案產品非常龐大，中信信托與大通證券存在業務關系，才某的合同是中信信托委托大通證券簽署的，簽署細節只有大通證券知道。

關于是否履行了投資者適當性審查，中信信托稱當時尚無錄音、錄像的強制要求，通過郵寄方式簽訂合同是普遍的行業慣例，已提交的《信托合同》《認購風險申明書》等均重點提示了投資風險，也填寫了《客戶調查問卷》，故其已盡到適當性審查義務。

為了證明與才某之間具有信托合同法律關系，中信信托提交了包括認購風險申明書、計劃說明書、信托合同、客戶調查問卷等內容，合同委托人處均有“才某”簽字。

此外，中信信托申請調取才某的證券開戶及交易情況。中證登公司回函顯示，才某擁有多個證券賬戶，交易類型涉及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每次交易金額不等。中信信托認為，該證據顯示才某買入、賣出的股票多達數萬股，數額較大，且才某開通融資融券賬戶，該類交易的風險遠高于信托投資，綜上可證明才某有豐富的金融知識、股票交易經驗，擁有較高風險辨別能力和承受意愿，基于“風險自負”原則，信托產品產生的損失應由信托資產承擔。

法院：信托公司賠償剩余投資款

法院認為，信托產品的內容復雜、期限長，屬于具有較高投資風險的金融產品，應當向具備相應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的投資者推介、銷售，亦即賣方機構負有投資者適當性審查義務。具體到本案中，該適當性義務要求中信信托在向才某銷售信托理財產品過程中，必須了解才某投資經歷、資產信息、風險負擔意愿基本情況，并保證才某的情況與涉案信托產品風險等級相互匹配，這是“賣者盡責”的應有之意，亦是“買者自負”的前提和基礎。

根據現已查明的事實，中信信托提交的《資金信托合同》、《認購風險申明書》等文件雖已提及投資風險，《客戶調查問卷》也列明包含風險承擔意愿、投資期限、擬認購金額等問題，但經鑒定信托合同各組成部分文件中委托人處的簽字均非才某本人所簽，中信信托亦未舉證其曾通過其他方式審核過才某作為投資者的適當性，故應當認定其于該項義務履行中存在重大不足。

法院認為，證券開戶、交易信息顯示才某有相應的投資經驗，但本次信托投資金額總計777.70萬元，遠高于任一次證券交易金額，才某于既往證券交易中的風險承擔意愿不應視為其愿于本案所涉信托交易中承擔同既往交易相同的風險，中信信托的投資者適當性審查責任不應免除。

法院認為，才某已支付投資款本金777.70萬元，中信信托已返還383.075萬元，對于剩余投資款394.625萬元，中信信托應當予以賠償。

專家：金融機構應充分履行適當性義務

關于事實信托關系的認定及適當性義務審查的考量因素，北京金融法院也在日前分享典型案例《才某與中信信托合同糾紛案》，涉及（2021）京74民終574號判決。

審判長江錦蓮認為，該案是準確適用信托合同成立相關規則、踐行金融消費者保護精神的典型案例。

信任合同的成立，要適用信托法，亦要適用民法典及合同法。《信托法》第8條規定，設立信托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合同法》第36條（《民法典》第490條）規定，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本案中，當事人雙方雖未簽訂書面合同，但才某已通過轉賬支付購買信托產品的款項，信托公司亦已經接受，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應當認定信托合同成立，這是準確銜接適用信托法與合同法的體現。

在北京金融法院官微發布的典型案件分析中，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施天濤表示，近年來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金融產品違約時有發生，金融消費者投資受損嚴重，有的甚至血本無歸，引發眾多社會問題。保護金融消費者不僅涉及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更關系到社會穩定。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需要立法機關、監管部門以及司法機關的共同努力。

金融產品具有風險屬性，而廣大金融消費者金融專業知識不足、信息不對稱、風險承受能力有限，這要求金融機構在銷售金融產品時應當充分揭示金融產品的風險、準確評估金融消費者的投資能力以及風險承受能力，幫助金融消費者在充分了解風險的情況下，投資適合自己的金融產品。

本案從客戶、產品、適當銷售等方面確立了金融機構履行適當性義務的標準，對于金融消費者既往經驗對適當性義務的影響，本案認為應綜合考量金融消費者既往投資金融產品的屬性、類別、投資數額以及投資期間等因素進行判斷。對于未充分履行適當性義務的行為，本案要求金融機構承擔賠償責任，補償金融消費者損失，對于金融市場具有警示意義。

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李亞律師接受每經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九民會議紀要首次對賣方機構（即金融產品發行人、銷售者以及金融服務提供者）的適當性義務進行了界定，并對適當性義務的責任明確劃分。適當性義務就是賣方機構必須要了解客戶、了解產品，只能將適當的產品銷售給適合的金融消費者。

適當性義務對于保護金融消費者來說非常重要。金融投資領域是一個很專業的領域，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信息等。很多金融消費者的投資是依賴賣方機構的推介決定的，但二者之間的信息獲取與鑒別能力不對稱，同時賣方機構具有先天優勢誘導消費者作出不適合自己的交易決定。所以，設定適當性義務讓賣方機構充分了解客戶信息和金融產品信息之后，依據客戶的需求及金融產品的收益風險進行匹配，并據此篩選出最適合客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推薦給金融消費者，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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