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我國居民收入“蛋糕”正逐步實現“做得大、分得好”

每經記者｜李可愚    每經編輯｜陳 星    

▲蘇海南 圖片由本人提供

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343元，到了2017年，這一數據激增為36396元；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4元，而2017年躍升至13432元……

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居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

40年來，居民收入實實在在增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改革開放是如何讓大家的錢包鼓起來的？近日，《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就這些話題，對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進行了專訪。

蘇海南表示，我國居民收入“蛋糕”做大的速度相當快，這是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實力提升。另外，居民收入增長還要歸因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逐步健全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推進。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經歷四階段

NBD：我們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出現了指數式的增長。從上世紀80年代的月薪幾十元，到今天大量出現的過萬的高薪，其背后原因是什么？

蘇海南：首先，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的重要原因是經濟快速增長。“蛋糕做大”的速度相當快，這是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實力提升。其次，收入增長還要歸因于收入分配政策的逐步健全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推進，使“蛋糕的分配”日漸完善，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合理拉開了收入差距，同時注意調控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使人民能普遍分享到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

NBD：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40年來，您認為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時間節點和政策調整？這些政策對于提高居民收入起到了哪些作用？

蘇海南：40年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經過了多個階段，從1978年到上世紀整個80年代這一階段，這是改革的初始期。值得一提的改革措施有以下幾項：首先是在農村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措施，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明顯提高。農產品產量也快速增長，農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也很快。在城市，1978年到1982年，多次安排了職工工資的增長，彌補此前十多年來沒有漲工資的“欠賬”。其次是在1985年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工資改革。企業實行了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的辦法，取消了原來全國統一的國營企業職工工資標準，改成“參考工資標準”。同年，機關事業單位實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工資制度改革，改為以職務工資為主的結構工資制。在這個時間段，多年來“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局面開始打破。

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到2000年左右，這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階段。此時，企業開始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大大擴大了企業的自主分配權。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全面推開，同時國家提倡企業建立崗位技能工資制，鼓勵企業進一步搞活內部分配，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辦法，少數企業負責人試行了年薪制。1993年，機關事業單位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工資制度改革。機關實行了職級工資制。分別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工齡工資四個部分組成。事業單位按科教文衛體等行業劃分，分別實行了帶有一定自身行業特點的工資制度。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隨著經濟效益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得到了較大幅度提高。

第三階段是2001年至2011年，此時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國家明確了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也就是“市場機制決定、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國家監控指導”。同時確立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繼續改進、完善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制度，并且開始在國有企業逐步推行工資總額預算管理制度，企業內部工資制度更是“百花齊放”，出現多種多樣的薪酬制度及分配辦法，股權激勵等辦法也在不少企業推開。而企業負責人開始普遍實行經營者年薪制。不少企業除了薪酬制度改革以外，福利待遇制度等也作了改進完善，企業社會保險制度全面建立。在這個階段，2006年機關事業單位實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工資制度改革。在農村則取消了農業稅，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

第四階段是十八大以來，國家把改善民生、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擺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一是進一步明確了收入分配改革方向目標和大政方針。二是加快健全細化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并抓好貫徹執行。近幾年來，決策層先后多次研究收入分配問題，陸續出臺了近20項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三是把收入分配改革與經濟社會體制其他方面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強化全面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和協同性，較好地提升了改革的效果。這6年來，全國職工和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漸縮小

NBD：近幾年來，我國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有哪些突破？

蘇海南：最近這幾年來，我們在收入分配領域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出臺了一系列的收入分配政策。

2013年出臺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對全國整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近年來比較標志性的有2014年發布的《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今年出臺的《關于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的意見》，這些文件對企業職工的工資作了一系列安排，現在正開始全面推行。主要是推行工資總額預算管理，由企業自主編制預算方案，同時進一步改革完善企業內部工資總額管理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進一步搞好內部分配，分配向關鍵崗位、生產一線崗位和緊缺急需的高層次、高技能人才傾斜。在非公有制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引導其把薪酬分配搞得更科學合理。

而在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也作了進一步的改進、完善。特別是在公務員工資制度方面，推行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改革，打破“只有升官才能加薪”的格局。即使不當領導，只要努力工作，資歷也比較深，能力比較強，特別是績效很突出，就能夠得到組織的充分肯定，獲得比較好的收入。而在事業單位方面，現在在公立醫院實行并探索適合他們勞動特點的新的工資收入分配制度，高等院校也在探索改革薪酬制度。最近6年來，職工的收入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與此同時，農民的收入也相應有較大的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NBD：我們注意到，改革開放40年來，居民的收入呈現出了愈發多元化的趨勢。您認為原因何在？

蘇海南：我覺得，這與我們經濟結構本身發生的變化密切相關。原來只有單一的公有制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所以搞全國統一的按勞分配。而現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民營企業等都發揮著自己的作用，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我們的分配理論也發生了改變，不是單一按勞分配，而是強調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相結合，所以既有勞動報酬，也有非勞動報酬。

目前，居民收入分配的構成也非常多元化。從總體上看，有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這樣一個多渠道獲得收入的格局，對于加快改善民生，更好地增加居民的收入及財產的總水平，是一大利好。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在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基礎上，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就是要高度重視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和財產差距仍然偏大的問題。為此要加大調控力度，對不合理的收入、財產差距通過對收入財產分配源頭、源中和源尾采取經濟、法律以及必需的行政手段多措施相結合進行調節。下一步則是努力實現共同富裕，讓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成果更合理地落實到全國人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