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jīng)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三十年逐一夢 海南走向大開放

每經(jīng)記者｜周程程    每經(jīng)編輯｜陳星    

受訪者提供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同時也是海南建省辦經(jīng)濟特區(qū)30周年。從當年建省辦經(jīng)濟特區(qū)，到建設國際旅游島，再到如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和自由貿易港，在過去的30年中，海南擔負著時代賦予它的歷史使命。與此同時，一批批投身海南改革發(fā)展事業(yè)的時代弄潮兒，積極為海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建言獻策，揮灑下青春和汗水。

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是他們中的一員。30年前，36歲的遲福林只身來到這里，不分晝夜地為建設海南揮灑汗水。這30年來，遲福林主要在海南經(jīng)歷了兩個工作單位。1988年至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擔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為海南的發(fā)展出謀劃策。1991年11月，遲福林參與創(chuàng)辦了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以“立足海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為辦院宗旨，持續(xù)對改革開放事業(yè)進行不懈地追求與探索。

遲福林向《每日經(jīng)濟新聞》記者回憶了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海南的發(fā)展歷程，以及作為這一歷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的所見所感和深刻體會。

遲福林說，人一輩子能趕上一兩次機遇、能做成一兩件事情、能做對時代有意義的事情，就真的很幸福。“可以說，我是30年圓一夢。我常聽到有人對我說，‘你人沒有走，觀點也沒有變’。我喜歡這個評價。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華留在了海南。”遲福林說。

為理想而來 加班到深夜是常態(tài)

NBD：到海南工作以前，您是在中央做研究工作，是什么樣的原因及契機，讓您30年前選擇來海南？

遲福林：1987年10月份的時候，許士杰書記（海南首任省委書記）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來海南參與籌備建省的相關工作，我很痛快地答應了。離開北京遠赴海南工作，我完全是奔著干事業(yè)來的。海南島是一張白紙，是能夠在這張白紙上寫出一些好文章的。所以我希望自己在北京做的一些改革研究，能在海南這片土地上畫出一幅好畫。于是，1987年12月，我轉調海南。

NBD：當年剛到海南的時候，您的所見所感是什么樣的？

遲福林：在到海南工作之前，我沒有來過海南，那個時候在我頭腦印象中的海南島應該是熱帶風光、旖旎綺麗。但是我下了飛機，第一眼印象跟我的想象有很大差距。當時的飛機場就在市中心，一下飛機，呈現(xiàn)在眼前的盡是破爛不堪的街道、混亂的交通秩序。不僅機場很小，出機場以后的路也很窄，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招待所。當時，招待所的條件也很差，第一個晚上被安排在一個13人同住的大房間。拎一桶水，隨便擦擦身子。很多人打牌聊天，整個晚上我睡了不到一個小時。

當時，我們省體改辦二三十個同事，包括我在內，全部擠在一個不到30平方米的大房間。這是一個負責建省辦特區(qū)重大體制改革的“大腦”部門，大熱天沒有空調，可是大家毫無怨言，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勁頭十足，同事們經(jīng)常加班加點到深夜，熱得都光著膀子，汗水浸濕了草稿紙。

海南要建省辦特區(qū)，當時有“遍地是黃金”的說法，在那個背景下，很多人都帶著熱情，不怕艱苦的生活條件甘愿投身到這里。但是，大家很難立刻找到工作，吃住條件也很差。很多人在海口三角公園，弄個席子或弄張報紙對付一個晚上，吃飯就用兩塊磚頭，找個小飯盒煮面條。于是我建議省委書記，要想盡辦法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好，最少給他們解決一張床位，實在解決不了床位，要發(fā)給他們一張席子。

潛力遠未釋放 改革開放仍有文章可作

NBD：海南作為唯一的省級經(jīng)濟特區(qū)，當時被賦予了怎樣的歷史使命？就您親身經(jīng)歷而言，海南在改革上經(jīng)歷了哪些探索和實踐？

遲福林：海南建省辦經(jīng)濟特區(qū)，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產物。海南的改革試驗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在建省之前，海南是一個國防前哨，而且是發(fā)展比較落后的地區(qū)。能不能用一種體制創(chuàng)新的辦法，使它很快地發(fā)展起來？我作為“大開放、大改革、大開發(fā)”時期的主要參與者和見證人，不時回想起那一段值得珍惜的時光。

以建省之初我所親歷的幾項改革為例。海南建省之初就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新體制，政府的機構設置少而精，為推動我國的政府改革提供了鮮活經(jīng)驗。另外，海南在1988年率先推進價格改革，改革糧食購銷體制。到1989年除糧食外的生活資料價格全部放開，1991年放開糧食價格。放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價格后，1988年至1990年期間每年吸引了上萬家企業(yè)來海南注冊。再比如，在1991年，海南率先推進企業(yè)股份制改革，當時在深圳上市的10家異地公司中海南就占了4家。1991年底，海南率先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實行省級統(tǒng)籌的社會養(yǎng)老、失業(yè)、工傷、醫(yī)療保險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

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海南的今天。不管是從海南特別關稅區(qū)，還是到今天的自由貿易港，30年就做了一件事兒，就是走向大開放。海南建省辦特區(qū)的目的就是創(chuàng)造條件走向大開放，從而激發(fā)一個島嶼經(jīng)濟體的市場活力、經(jīng)濟活力、社會活力，由此使得海南這個島嶼經(jīng)濟體轉變成為現(xiàn)代島嶼經(jīng)濟體，和世界緊密聯(lián)系的島嶼經(jīng)濟體。

NBD：在您看來，改革開放讓海南的經(jīng)濟有了怎樣的發(fā)展？

遲福林：30年，海南經(jīng)濟發(fā)生了巨變且取得了諸多成就。拿幾個數(shù)字來說：2017年，海南GDP總量是1987年的77.9倍；人均GDP為52.4倍；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227.7倍。沒有30年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海南所發(fā)生的歷史性變化。實踐證明，中央關于海南建省辦經(jīng)濟特區(qū)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另一方面，我為海南建省30年后經(jīng)濟發(fā)展尚未趕上全國平均水平，并且同發(fā)達地區(qū)的差距有所拉大而感到巨大壓力。也拿幾個數(shù)字來說：1988年底，海南的GDP總量是廣東的1/15，2017年為1/20；1987年海南的GDP總量比深圳還略高一點，2017年僅為深圳的1/5左右。這說明，海南發(fā)展?jié)摿€遠未釋放出來，海南的改革開放還大有文章可作。這兩組數(shù)字，使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光給政策還不夠 關鍵在于制度突破

NBD：正如您所言，海南的改革開放還大有文章可作。目前，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wěn)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在您看來，這會給海南帶來怎樣的機遇？

遲福林：習近平總書記宣布，支持在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qū)，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wěn)定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

這是黨中央著眼于國際國內發(fā)展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彰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推動經(jīng)濟全球化決心的重大舉措，為海南乃至世界的發(fā)展帶來了新的重大歷史機遇。

這是當前全國關注的一件大事情，在3.5萬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建設自由貿易港前無古人，這件事情做成了，對我國實現(xiàn)由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對我國積極主動推進經(jīng)濟全球化、成為經(jīng)濟全球化重要的推動者，對我國打造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zhàn)略支點、建設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對外開放門戶，都將起到重大作用。

NBD：您曾經(jīng)表示，沒有開放模式的突破，光給政策是難以落實的。那么，在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機遇下，海南應該如何推進？

遲福林：總結海南30年的實踐經(jīng)驗，如果沒有體制模式的重大突破，光給政策是難以落實的。只有把體制模式創(chuàng)新與特殊政策相融合，才能產生巨大的活力。從海南建省30年的實踐來看，作為一個島嶼經(jīng)濟體，其自身基礎差、能力弱，同樣一個政策，放在北京和上海，其政策效應比在海南大的多。所以，單靠某些優(yōu)惠政策來拉動海南發(fā)展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認為有兩句話很重要。第一，以開放為先，海南只有在開放上先走一步，才能夠有發(fā)展的活力，才能夠形成發(fā)展的動力。第二，以制度創(chuàng)新為核心。建立海南自由貿易港，需要財稅、金融、監(jiān)管機制、行政管理體制等一系列政策和體制的重大突破。

功成必定有我 改革研究者要有使命感

NBD：您在回憶參與海南改革進程時，也提到和您一樣的投入在改革事業(yè)中的同事。請問，是什么讓您和同事們在海南堅持改革30年，這其中有怎樣的體會？

遲福林：我20年的軍旅生涯教會了我兩件事情：一是相信自己，二是永不言敗。改革是一項最重要的時代事業(yè)，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關鍵所在。在我的內心，這一點從來沒有動搖過。我的很多員工在院時間5年、10年甚至20年，一直在堅守。其中有一位員工，為了從事這樣一個自己倍感光榮的事業(yè)，年逾55歲了，卻毅然放棄鐵飯碗，跟著我從省體改辦到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我很懷念他們，懷念那段我們共同度過的風風火火的日子。

NBD：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您認為“一代改革人”身上又何共同點？

遲福林：2003年，我到海南的一個黎族農戶家調研。走進家門一看，老太太生病躺在床上，老爺子是只有一條腿的殘疾人，兒子精神還有點問題。家里有兩畝耕地，全憑這個老漢把一條腿拴在犁耙上耕種。我當時就問鄉(xiāng)鎮(zhèn)干部，像這種家庭不能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嗎？他說，現(xiàn)在還沒有這項制度，貧困戶只能申請補貼。這個家庭的補貼申請了3個月，拿到5塊錢。我當時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中央召集專家學者討論“十一五”規(guī)劃時，我向中央領導人反映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們改革開放快30年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不是應該盡快建立起來？當時受到很高的重視。我想，至少我把自己看到的一些情況反映了。

作為一名改革研究的學者，責任是沉甸甸的。只要你了解到基層的情況，把有價值的信息、情況及時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對中央決策還是可能產生影響的。作為學者，直諫改革中的重大問題，也是改革能夠順利進行的關鍵因素之一。盡管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但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順應歷史，抓住趨勢，給出建議，并且設法推進。

我們這一代人家國情懷深，執(zhí)著精神重，為什么？因為我們經(jīng)歷了吃不飽飯，以及何去何從的彷徨，可是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看到了希望。改革就是要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實現(xiàn)老百姓不僅能吃飽，而且能過好的目標。我們那個年代出來的人，真的是對國家貧窮有過深刻的感觸，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民族騰飛有深刻的感觸，對堅定改革開放有從不松懈的心。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們成功實現(xiàn)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從短缺經(jīng)濟時代到消費新時代的歷史性提升。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新的矛盾問題。所以，改革開放的時代，需要有一批人擔負起社會責任，堅定地做改革的促進者。我們自覺把促進改革、服務改革作為責任所在，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這批人最本質、最核心的精神內涵，是支撐我們多年來不計名利建言改革的精神力量。這種“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懷，我希望能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