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 | 閩粵子弟“下南洋”已成歷史，福建廣東開放的故事還在繼續

每經編輯｜江然 實習記者 梁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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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江然 每經實習記者 梁宏亮

每經編輯 楊歡

早在明清時期，廣東、福建一帶出海打拼“下南洋”之風就已經十分興盛。

閩粵子弟為求生存，不辭千難萬險，突破明清時期“閉關鎖國”的阻礙，渡過浩瀚的海洋，前往東南亞等地經商、務工。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也將中華文化從大陸帶到了海上。

數百年來，這種開拓精神和“營商基因”積淀在了閩粵子弟的內心深處，從而進一步影響著廣東、福建的開放和貿易發展。

兩省不僅在歷史上扮演著貿易、開放、探索的“排頭兵”，在新時代中，廣東和福建也正演繹著新的開放故事。

2015年4月，兩省自貿試驗區同時掛牌，這給閩粵兩地發揮開放優勢和施展“營商基因”提供了另一個大平臺。

在自貿區建設上，兩地根據自身的區位特點，一個重心在對接港澳、一個重心在對臺合作。緊鄰港澳的廣東自貿區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而福建自貿區將立足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的爆破點

圖片出自：央視財經

在單一城市向城市群轉型、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的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可謂正逢其時。 事實上，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發展水平、面積和人口等“硬條件”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不過，就“軟環境”而言，例如制度和港口融合度等方面則需要進一步提升。廣東自貿試驗區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個制度試點創新的平臺和港口協同發展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是大平臺，而自貿區則是爆破點”，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教授此前曾對有關媒體表示。在他看來，通過三大片區的示范作用，能夠帶動和輻射其他周邊地區進行更加積極的改革。

正如李善民所說，自貿區的存在，為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多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嘗試。廣東自貿區掛牌兩周年之時，累計新設企業13.02萬家，外商投資企業5879家，合同外資金額達752.24億美元；南沙片區累計形成制度創新成果239項、前海蛇口片區累計形成制度創新成果208項、橫琴片區實施落地改革創新措施226項。其中的每一項創新，都是在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的制度創新探索經驗。

在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化、市場化以及發展開放經濟的過程中，廣東自貿區的作用則愈發明顯。廣東省長馬興瑞此前曾表示：
“三個片區要積極探索，發揮各自優勢，進一步深化與港澳的合作，把自貿試驗區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區和重要引擎。”

兩岸經貿合作的大平臺

圖片出自：東南衛視

與廣東自貿試驗區相比，福建自貿試驗區的特色則是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探索新模式。在一萬字篇幅左右的《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出現“臺灣”79次、“兩岸”29次，“臺商”4次，可見福建自貿區對推動閩臺經貿合作的重視程度。在功能上，三個片區都針對自身的特點，提出了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中自己的定位：

平潭片區重點建設兩岸共同家園和國際旅游島；廈門片區重點建設兩岸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范區、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和兩岸貿易中心；福州片區重點建設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范區。

福建自貿試驗區掛牌以來，自貿區率先對臺開放了金融、增值電信、醫療、旅游、人力資源、電子商務等50多個領域。推出了“簡化CEPA、ECFA貨物進口原產地證書提交需求”、“創新融資租賃企業對臺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臺胞參保直通車”等諸多便利舉措，在兩岸跨境直貸、兩岸貿易結算、臺車入閩快速通關等多方面開創了新的模式。

臺灣經濟研究院院長、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建甫此前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稱，福建自貿試驗區與臺灣的對接合作，將形成兩岸共贏的局面。他表示，“福建自貿試驗區的設計是對臺灣不同的產業作區分。”

創新試點的效果也在逐步顯現出來，掛牌至今年10月，福州、廈門、平潭三個片區新增臺資企業共1411家，占全省新增臺企的九成，成為閩臺深度合作的重要平臺。目前已吸引超過10000名臺灣青年前來創業、就業，片區內的8個兩岸青年創業基地聚集了300多家臺資企業。另外，臺灣金融機構也加快集聚自貿試驗區，目前在福建設立分支機構或參股設立的臺灣金融機構共21家。

不管是閩臺經貿合作，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自貿試驗區都將在其中發揮重要角色。這不僅需要大膽地創新試點，也需要精準的定位、密切的合作。正如一曲《紅日》中所唱：像紅日之火燃點真的我，結伴行千山也定能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