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萬億元規模成“定盤星” 網貸業整改迎來最嚴監管年

記者 劉琪

自去年8月24日，由銀監會等四部門聯合頒發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正式出臺到如今，已經一周年時間。這一年里網貸行業隨著監管不斷向合規邁進，網貸備案實現零突破——廣西2家網貸平臺備案獲批。不過，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多數平臺仍在整改中，不具備備案的條件，“今年年底及明年年初，互金行業的主題仍是合規整改，預計在明年6月份以后，網貸平臺備案可能會迎來大面積破冰”，網貸天眼研究員鄭常懷對《證券日報》記者說道。

在這一年中，各地為配合整改在也出臺了許多相關監管政策。本周互金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關于網貸降規模的要求，再度震動了網貸業，業界人士稱之為“史上最嚴的監管”。對于降規模，新聯在線COO陳智誠認為，這對已經持續高速增長多年的P2P行業來講，無疑是“當頭一棒”，不僅遏制了行業的發展速度與想象空間，同時也會讓表面繁榮之下的各類亂象加速暴露。對于銀行存管，廣州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方頌表示，因各地尚未出臺備案細則正式稿，存管銀行是否屬地化還未最終有定論。對于網貸行業來說，目前最大的風險和要解決的問題，是盡快讓所有平臺所控制的投資人資金全部轉至銀行存管。

網貸行業“雙降” 規模增速一年內將放緩

近日，大連市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通知，要求當地P2P平臺以2017年7月31日業務余額為基準，“鎖定余額上限，確保業務規模不再增長”，同時，要“化解違規存量，確保新增業務完全合規”。近期，北上廣等地互金從業機構接到監管部門口頭通知，要求在整改期間業務規模不得增長，存量不合規業務要壓降至零，不得新增不合規業務，即行業內盛傳的“雙降”。

據網貸之家發布的《P2P網貸行業2017年7月月報》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7月底；P2P網貸行業歷史累計成交量達到了50781.99億元，突破5萬億元大關;P2P網貸行業貸款余額增至10897.08億元，環比6月底增加了4.28%。

針對該通知內容，并無法判斷監管對“鎖定余額上限，確保業務規模不再增長”這一規定具體標準如何。業內對此處的“業務規模”的定義有著兩種解讀，一是平臺累計成交規模，一是平臺貸款余額。不過，多位平臺負責人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更傾向于解讀為貸款余額不能增長。91金融CEO許澤瑋認為業務規模不得增長，并不是意味著平臺不能發新標。只是在貸款余額上進行了控制，平臺在舊標的到期后，便可以發布新的標的。

“業務規模不得增長，應該是指平臺借貸余額（待收）不得增長，維持現有待收規模。畢竟如果一刀切限制平臺發新標，那就是變相要求平臺結清資產，直接引爆系統性風險了”，陳智誠對本報記者說道，這不僅遏制了行業的發展速度與想象空間，同時也會讓表面繁榮之下的各類亂象加速暴露。特別是消費金融、現金貸等個人信貸領域，過往以高速增長掩蓋風控薄弱、增量業務覆蓋存量壞賬的做法已不再可行，近幾年盲目跟風轉型、風控基本功薄弱的機構可能會快速大量暴露。

由于網絡借貸行業從業機構數量多、業務“創新”頻繁、部門分工及合規界定都有難度等因素影響，專項整治完成期限已經從最初的2016年底，一延再延至2018年6月份。不難看出，監管部門提出“雙降”，目的是為了防止互聯網金融整改期間總體風險繼續擴大，希望在沒有摸清互金風險大小的情況下，暫時將可能存在的金融風險“凍結”。

不過，在方頌看來，“雙降”并不能絕對控制整體風險，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一是，部分企業改頭換面注冊新公司、設立“網絡理財”、“網絡資產管理”等新平臺，將超額等不合規業務轉至新平臺去做，如果對這種李代桃僵逃避監管的行為不能有效制止，風險可能還會擴大。二是，由于地方金融辦缺乏執法權，對于不降規模、不停止不合規業務的平臺，不能通過行政執法去有效制止。“從國家主管部門層面或省級人大層面應盡快立法賦予地方金融辦行政處罰權，為地方各級金融辦依法監管和違規處置提供法律保障”，他對本報記者說道。

網貸機構備案 年內難以大面積“破冰”

盡管網貸行業合規步伐在加快，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目前網貸行業還沒有一家平臺完全符合監管要求。昨日，廣西貴港市金融辦連續發出了兩份網貸平臺備案許可，然而蹊蹺的是，旋即這條新聞又被撤下。

對此，理財范CEO申磊認為，短期來看，網貸機構完成備案具有較大難度。他在接受《證券日報》采訪時表示，“根據北京市網貸備案有關要求（意見稿），網貸機構進行備案的前提是完成整改，能否完成備案，一要看備案要求能否下發、實施，為備案提供制度保障；一要看網貸機構能否完成整改，這不僅需要網貸機構盡快完成整改，還需要監管部門盡快出臺驗收標準。”

陳智誠分析認為，大多數平臺未能完成備案的核心原因有三點：第一，全國各地監管部門進行現場檢查的時間不一，發放整改通知書的時間不一，甚至地方整改要求發布時間也不一。部分城市甚至至今也未出臺地方整改要求；第二，就算是部分一線城市收到整改通知書的平臺，至今也未有任何一家宣布已經根據整改通知書要求完成整改，自然無法申請備案；第三，目前只有廈門、西安、深圳、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出臺發布了地方備案指引（其中廣東省備案指引是征求意見稿），且根據媒體報道，當地的備案通道并未實質開啟，也就是說監管部門可能仍未開始受理平臺的備案申請，自然無法備案。

許澤瑋則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備案難以完成的原因還包括，互聯網金融行業近年來很少再有新平臺加入，加上政策趨緊等原因，致使新注冊網貸平臺完成備案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便是平臺完全合規，向地方金融局提交備案申請后，還要經過多方數據對比、網上核驗、實地認證、現場勘查，完全符合要求后才能通過備案，這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

“可以確定的是，今年年底及明年年初，互金行業的主題仍是合規整改，預計在明年6月份以后，網貸平臺備案可能會迎來大面積破冰”，鄭常懷對《證券日報》記者說道。

有業內人士指出，現在綜合實力較強的平臺都想盡快完成備案，但往往苦于不知道達到備案的標準如何。對于備案是否能在今年有實質性進展，還是要看各地監管機構備案登記管理辦法的出臺時間。“若備案細則早日出臺，將會促使平臺積極整改以申請備案，一旦有平臺成功申請備案，示范作用就出來了，良幣逐漸驅逐劣幣，行業也就進入規范狀態。”

銀行存管屬地化或被其他地區效仿

自去年8月24日《暫行辦法》下發以后，各地也不斷出臺相關的監管文件，其中，近期上海市發布網貸資金銀行存管征求意見稿就引發了業內和投資者廣泛關注，“銀行存管屬地化”備受熱議。

存管屬地化的誕生，許澤瑋認為，主要是由于此前地方金融局在進行排查工作時，很多銀行不配合主管部門完成平臺審查工作，拒不提供網貸平臺財務數據，導致監管層不能更好地掌握網貸平臺的運營情況。因此，存管屬地化是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為更好的掌握當地網貸平臺運營情況的舉措，意在更好的防范金融風險。

在前述業內人士看來，監管要求銀行存管屬地化的作用主要是便于監管。“由于各地平臺監管遵循屬地化原則，因此當當地銀監會需要調取平臺資金數據的時候，如果存管銀行也在本地會更直接和方便，省去了向異地銀監會提取數據申請的一道手續”，她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存管銀行屬地化更便于監管機構隨時掌握平臺資金情況，更加有效率和易操作。

目前，明確存管銀行屬地化的是上海和深圳，據了解，浙江也將出臺監管細則，根據參加草案論證會的專家意見，浙江也將要求存管銀行“屬地化”。越來越多的地區要求銀行存管屬地化，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地區效仿？

對此，許澤瑋認為，存管屬地化沒有必要。“首先，從市場化角度而言，網貸平臺更愿意選擇與有經驗、費用低的銀行合作上線資金存管系統，因為這樣不僅能夠縮減由于系統開發造成的時間成本，更能減少企業的資金成本；其次，目前很多網貸平臺已經完成上線資金存管系統，如果這個時候嚴格執行存管屬地化，必然會造成已上線資金存管系統的網貸平臺去更換合作銀行，造成資金及時間成本浪費；再次，目前銀行已經實現全國聯網，只要拿到授權，監管層完全可以實現異地調去企業流水，并不妨礙檢查工作。監管層也不能因為個例，而去出臺一些強制性措施。最后，基于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的考慮，推進存管屬地化，有可能會打消網貸平臺上線資金存管系統的積極性，阻礙其合規進度。”

同時，他指出，目前，上海、深圳雖然要求存管屬地化，但北京市金融局下發的《北京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備案登記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并沒有明確要求存管屬地化，但是明確指出，銀行業金融機構未按承諾或有關規定報送材料或告知情況的，市金融局和北京銀監局有權要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更換存管銀行。因此，存管屬地化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并不說明后期更多的地區會效仿。

不過，陳智誠則認為存管屬地化的要求有利于當地監管部門對從事資金存管業務的銀行進行監管，不僅平臺要合規，銀行存管服務也要合規。并且，平臺與銀行進行技術對接，是需要進行線下的溝通及配合的，在當地有分支機構的銀行，可以配備技術人員來支持對接工作，雙方能無縫對接溝通，這樣對雙方合作的效率有很好的促進作用，對于監管的現場檢查也能更好配合。“我們來分析銀行存管屬地化的弊端是什么？答案只有一個——平臺成本。按照目前的監管方向，合規成本并不在監管部門的權衡范圍，保護金融秩序穩定、嚴控風險才是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的核心，所以存管屬地化的推行，似乎已經是‘沒有什么可以阻擋’。”

而在前述業內人士看來，對于目前很多平臺存管不在屬地的情況，部分地區還沒有強制將其作為備案的前置條件。個別地區提出：新平臺必須按要求上線本地銀行存管，對于已上線非“屬地化”銀行存管的老平臺，可以先完成備案登記再變更滿足條件的存管銀行。“后期如果全國多個互聯網金融發達的重點城市都要求銀行存管屬地化，那么全國統一標準則有可能會成為不可逆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