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長期過程 不是簡單做“減法”

每經編輯｜張敬偉    

稅費負擔在降低，融資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下降。根據報告，樣本企業外源融資成本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其中，銀行各期限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降幅最大。

不過，稅費負擔降的效果如何，樣本企業的量化指標只能作為參考，也不能過于依賴平均數字。畢竟，讓所有企業有感覺的負擔降低才有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年初和全國兩會期間，有民營企業還在抱怨國內稅費負擔較重。雖然有些企業的看法可能有誤區，但是降低稅費成本，讓更多企業都能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卻是大勢所趨。

實際上，經過營改增，企業對于稅負成本的降低是有切身體會的。上述報告中的樣本數據也能說明問題。但是對市場主體而言，這方面的成本從來就不單單指的是稅負——而是稅費負擔。形形色色的收費項目，遠甚于稅費。稅負來自法律，費用則來自各級政府與部門。因而，降低稅費負擔，除了減稅和減少乃至取消收費項目，更重要的是提升權力部門和市場主體的法治意識，正確區隔稅與費。尤其是一些權力部門，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慣性去任性收費。

當然，融資成本也是這樣。融資難融資貴，對于一些大型國企和知名民企來說或無感受，但是對于中小微企業，卻是難解的“痼疾”。讓中小微企業覺得融資成本降下來，樣本意義更大。

至于制度性成本，全社會和市場主體的感受或更為彰顯。自上而下的簡政放權和“放管服”，以及特殊區域如自貿試驗區的“負面清單制”，這些權力層面的主動改革，對于市場面的動力和活力釋放具有不容忽視的正面作用。同時，制度成本降低、依法行政的水平提升和監管思維的更新，這些隱形成本的降低對市場主體的影響更大。

實體經濟亟待降低的六大成本中，稅費、融資和制度三項成本屬于政策性引導和主動作為下的降成本，也可以說是權力層的主動降成本。從報告可以看出，這三大成本降得快有成效。

但是其他三項成本，即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市場配置的因素更強，不可能用行政主導的方式去“一刀切”，因而降成本是個復雜甚至長期的過程。

以用工成本為例，勞動力價格攀升屬于“現代化規律”。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面臨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漸提升。中國勞動力價格提升，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產業的轉型升級也決定著產業工人的工資上漲；二是城市化的進程加速也要求產業工人的工資加速；三是社保制度的全覆蓋也意味著社保成本的增加。

人工成本要降，比如降低過高的社保費率（高于發達國家），但是人工成本整體上升是趨勢，畢竟關乎民生福祉。加之城市生活安居成本較高，戶籍制度的藩籬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鴻溝還在，城市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城鄉居民之間的同權待遇呼聲很高。加之通脹因素的影響，用人成本只能漲得慢一些，而不可能降得快。

降低人工成本也并非無所作為。一些壟斷高薪行業的用工成本應該降下來，尤其是畸高的社保費率有降的空間。降低人工成本，應該分產業和行業，高的降下來，低的漲上去，公平至上是基本原則。

報告指出，2016年全國實體經濟樣本企業原材料成本出現較快上升，同比上升了7.21%，其中，制造業樣本企業的原材料成本同比上升了7.84%。同時，企業還面臨用地及房租成本普遍上漲、用能成本有所上升。

現在依然是市場的波動和轉型期，原材料價格的漲跌，屬于市場因素，市場主體必須承受這一市場波動。降低物流成本，政策面還有可為空間，比如理順市場鏈條，減少中間環節，提升路網水平，打破地域限制形成統一大市場等。用能用地成本也可以通過有序的宏觀調控來降低，但是必須符合市場規律。

降成本是長期過程，不是簡單地做“減法”，從相關部門到市場面還需繼續加力。（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