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潘功勝之警告與苗圩之焦慮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每經評論員 傅克友

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很多問題很難在國內和國外之間畫一條紅線——看起來是國外的經濟現象，往往還需要到國內經濟現實中去尋找答案。

比如，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問題。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昨日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時表示，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40%，“總體來說，這是一件好事。”

但潘功勝同時表示，其中也有一些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比如說，一家鋼鐵廠買下了海外的影視公司，一家在國內開餐館的企業在海外收購了一個網游公司，一些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多家足球俱樂部，甚至有一些企業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等。

在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當然值得鼓勵。而且，從企業個體行為角度出發，只要是合法投資，按理來說應該無可厚非。但是，對其中非理性和異常的行為，顯然值得警醒。潘功勝告誡，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也曾經歷相似的過程，甚至聲稱要“買下美國”，“這些教訓并不遙遠。”

潘功勝的警告顯然并非危言聳聽，而是看到了問題所在。在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元升值，日本經濟泡沫泛起，掀起了海外投資的狂潮，但同時也開啟了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

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際增長率顯著下降，并經常出現負增長的情況。1991~2011年間，年均增長率不到1%，比可能實現的水準低了20%以上。

如果只看表面現象的話，很容易將“廣場協議”這樣的外部因素，作為日本“失去20年”的理由。但是，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日本大量的資本投到海外，可能不僅僅是因為日元升值，更重要的是國內已經沒有更好的投資機會，特別是實體經濟難以承載巨量的資本。

大家都說上世紀80年代是日本的黃金時代，但在日本經濟學者池田信夫看來，日本企業的成功，不過是20世紀傳統產業結構創造的最后輝煌。而在此之后，日本仿效美國的IT革命，卻沒有真正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持久的創新體制未能在日本生根。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盧鋒教授認為，日本的經濟失速是該國進入高收入階段后，產業結構沒有及時調整而呈現的一種“低增長穩態”現象。

這種實體經濟的停滯和產業結構的老化，恐怕才是資產泡沫泛起和資本大量外流的根源。問題在于，日本已經進入高收入階段，而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高收入階段，就已經面臨相似的難題。當然，比日本有利的是，中國社會還沒有那么嚴重的老齡化程度，傳統產業結構也還有很大的升級空間。

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同樣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上，工信部部長苗圩的焦慮。

他表示，中國的制造業投資2016年同比增長3%左右，其中民間投資占比超過60%，但仍面臨諸多問題。一方面，社會資本“避實就虛”，很多資本并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只是在體外循環，以錢生錢，產生泡沫。另一方面，制造業的投資收益率比較低，留不住資本。連一些制造業企業賺了錢以后，都想到資本市場上去增值、去獲利。

顯然，這才是日本教訓能夠提供給中國的他山之石，即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進一步說，必須要為資本更好地服務于制造業升級創造更良好的投資環境。

制造業從產業鏈的價值低端向高端去發展，按照產業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即上端的研發設計，和下端的服務，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果能夠實現這樣的產業升級，當然就能吸引更多的資本，包括承載更多的國內資本。如果沒有這樣的產業升級，資本難免“避實就虛”，甚至跑到海外去興風作浪。另外，吸引更多的來華直接投資，同樣需要新的產業結構支撐。

就此而言，潘功勝的警告與苗圩的焦慮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要吸取日本的教訓，避免或減少海外投資的非理性行為，除了國門上的監管，更重要的是國內要有更利于實體經濟成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環境。正如苗圩所說，我們鼓勵創新的體制機制還不完善，仍然存在著一些制約創新的短板和弊端，而民間投資還面臨諸多壁壘和障礙。

顯然，國外投資現象，也是國內問題的反映。潘功勝所憂慮的，就是苗圩所焦慮的。要避免潘功勝警告的轉移資產現象，就需要從根本上解決苗圩所焦慮的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