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長蔡昉：1000萬就業目標實現，農民工功不可沒

每經編輯｜每經記者 韓冰 原金 發自北京    

每經記者 韓冰 原金 發自北京

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兩年減少，但今年前三季度已經完成城鎮年新增就業1000萬的目標。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有自己的看法。他分析認為，目前我國對就業的統計有兩套系統，所以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統計都會將農民工就業計算其中，“農民工為這1000萬就業目標的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

蔡昉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不過，我們現在無法確定這一目標究竟是不是凈增量。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國實際進入勞動年齡段的人口在減少，因此新增就業人口的統計基礎一定是依靠過去失業現在又找到工作、新進入勞動崗位、以及農民工數量的增長。”蔡昉說。

農民工進入城鎮新增就業統計

我國的就業統計有兩套系統，其中一套只統計戶籍就業，不把農民工列入其中；另外一套統計系統則是農民工監測調查，從這套系統中可以計算出我國離開本鄉鎮半年及以上的農民工大概有1.6億人。這1.6億人構成了勞動力的一部分，占據35%，而剩余65%則是城鎮的勞動力人口。

蔡昉談到，上述兩套統計系統存在交叉部分，即一些農民工被地方企業吸納為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從而也被統計進了第一套系統里。也就是說，城鎮新增就業把農民工計算其中，因此才會出現上述“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新增城鎮就業卻在增多”的情況。例如，200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新增就業人口中，就有12%～13%的比例為農民工。

“但這并不是一件壞事，因為農民工被統計進城鎮新增就業人口中，也就意味著可以受到勞動法規制度的保護和享受相關社會保障權益。”蔡昉說。

事實上，除了新增就業人口，監測就業形勢還依賴于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等一系列其他指標。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國家制定政策和判斷經濟形勢首要指標是調查失業率，而我國目前還是沿用傳統的登記失業率。

蔡昉說，很多人認為這一指標（登記失業率）不可靠，理由是：其一，它的統計對象只是城鎮中有戶籍的人口，而占據城鎮就業人口35%的農民工并沒有被覆蓋；其二，很多人即使有資格作失業登記，也沒有去登記；其三，城鎮登記失業率從2002年開始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與我們所感受到的真實的失業狀況存在差異。

與之相比，調查失業率既可以覆蓋所有勞動力市場的人群，還能進行國際性比較。因此，包括蔡昉在內的國內諸多學者均呼吁盡快公布調查失業率。需要說明的是，相關部門也在就此作出調整。

但進展并不十分順利。蔡昉說，近期才有一些零星非正式場合的公布，比如，去年李克強總理在英國《金融時報》首次公布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今年發改委公布，6月末全國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5%。

蔡昉透露，實際上國家統計局在1996年的時候就構建了勞動力市場調查失業率的系統，但卻始終未對外公布，其原因如下：“一方面，曾經有段時間我國失業率非常高，很多人丟掉了原來的“鐵飯碗”；另一方面，不同城市不同省份的失業率波動比較大，不同月份的波動也比較大，數字不穩定，因此遲遲沒有公布。”

釋放改革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經濟放緩為什么沒有帶來勞動力市場壓力？

蔡昉認為，應該先弄清楚“我國過去的中高速經濟增長靠的是什么”。他說，至少在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增長依靠的是人口紅利，豐富的勞動力打破了經濟學中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經濟規律 （經濟報酬遞減），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阻礙了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發生，這使得中國在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所不能解釋的邏輯中得到發展。

按照上述邏輯，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經濟規律就會開始發生作用。

“在經歷了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的消失，如果要估算經濟增長速度，就要看我們的生產要素供給能力還有多大，生產技術的進步還有多大。”蔡昉判斷，當GDP增速降到7.6%的時候，實際上生存要素沒有過剩的狀態，因此就沒有明顯的失業潛質。

按照蔡昉的分析，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導致了經濟增長的“新常態”。那么，怎么改變經濟潛在增長率？答案是“要靠改革，依靠改革紅利挖掘生產要素的供給和生產力提高的潛力，提高潛在增長率”。

“而改革紅利的釋放，則需要解決當下的諸多制度障礙。”蔡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