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袋子”鼓起來 “消費”馬車才能跑起來

每經記者  何珺  徐奎松

        擴內需，促消費，最根本的還得看老百姓的“錢袋子”有多鼓。

        近日，人民日報撰稿，曬出了不同行業的民眾收入狀況。令人擔憂的是，在收入提高的同時，百姓手頭的“閑錢”并不見長。

        淮北打工者一提起物價和孩子的學費就嘆氣；看天吃飯的富錦種糧大戶最擔心的就是腰包沒“底兒”；重慶的白領望著漲幅減少的薪水單說，無薪假期倒是增加了；沈陽工程學院的田老師在期待事業單位工資改革盡快到位……“現在的收入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家里沒點儲蓄總不行吧。”田老師的一句話道出了老百姓的心聲。

        在擴大內需依然緊迫的情況下，僅僅依靠政府陸續出臺的刺激政策已不可持續，真正制約著百姓消費能力的正是那并不太鼓的“錢袋子”。如何讓普通勞動者“勞有所得”、“干有所值”，讓“消費”這架馬車動力十足？《每日經濟新聞》邀請了3位專家，為您詳細解析。

·觀點摘要·

■談收入

        雖然不同的統計方法得出的數據不盡相同，但是勞動報酬率（居民收入/GDP）逐年下降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普通勞動者收入確實提高得不夠快。

■談分配

        我們現在拉大了的收入差距，是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應通過稅收等規范手段適當調低；低收入階層收入的不足應通過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措施填補。

收入逐年差距拉大

        NBD：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9.3%，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則達到15.3%。可見，雖然收入增長了，但依舊趕不上消費額的增速。

        狄煌：這并不奇怪，因為消費額不僅指居民的消費部分，還包括集團消費，再加上今年像“以舊換新”、“家電下鄉”這樣刺激消費的政策力度不小，在利好政策下釋放出一些以前沒有實現的消費需求，而實際居民支出肯定小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但排除這些因素，普通老百姓的確感覺到支出的增長比收入快，風險和壓力在增大。同時，環境和未來的諸多不確定因素都決定了百姓還不敢輕易減少儲蓄率。如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的負擔較重，房價的過度增長，這都無助于儲蓄率的降低。

        NBD：據了解，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城鄉居民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多年來一直備受關注，但未見縮小，反而不斷拉大，這是為什么？

        賀鏗：是的，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和個人之間都拉開了差距。這種情況政府是知道的，但我也不明白為什么政府解決不了。而且相關管理部門到現在為止，也沒拿出硬措施，譬如國企老總都歸中組部管理，年薪是完全可以劃出上限的。另一方面，我認為應該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狄煌：這不是一時半會能改善的。90年代中后期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壟斷行業的問題日益凸顯，隨著它們越做越強，和一般行業的收入差距自然越來越大。

        NBD：沒錯。在一些壟斷企業里，普通職工的年薪是社會一般勞動者的數倍。我們也聽說過，存在壟斷性大型國有企業在虧損時向國家要錢，盈利時則占為己有的現象。相反，中央財政很少能進入民營經濟體系。

        賈康：政府將投資更多地偏向公共基礎建設和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后期對支持民營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的機制要快速跟上。一旦跟不上，擠出效應就會抬頭。所以，如何消除壟斷、消除門檻，推進民營企業制度創新等都應有待考慮。

        此外，一些觀念也需要改變。政府大包大攬一些重點工程是不合適的。在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之初，本考慮讓一些民營企業加入，而且當時各地方政府都表示歡迎。但當4萬億擴張性財政政策宣布后，很多官員變臉了，這與我們的政策初衷是背道而馳的。政府花錢應該不與民爭利，應花在能引導民間資本的開銷上，這樣形成的政策合力，才能把政府的資金投放放大，企業和居民收入才能水漲船高。

普通勞動者收入提高不夠快

        NBD：近3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扣除價格因素后年平均增長8.8%，但于同期GDP9.8%的速度比，仍相對滯后。統計局的數據也顯示，2008年中國居民消費率  （居民消費/GDP）是35.3%，僅為美國的一半，甚至低于印度。人民日報認為，是“干得多，掙得少”制約了百姓消費能力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幾位專家怎么看這個問題？

        狄煌：雖然不同的統計方法得出的數據不盡相同，但是勞動報酬率（居民收入/GDP）逐年下降的趨勢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整體分配總量不足以使內需擴大，另一方面，從結構上講，分配差距過大的現象也沒有扭轉，這些都是制約消費的因素。普通勞動者收入確實提高得不夠快。

        賀鏗：從初次分配結果看，過度依靠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來支撐經濟增長，嚴重影響了資本形成率與最終消費率的客觀比例關系，這一結果是相當不合理的。居民消費率低，是因為勞動報酬率低。現在為什么內需不足？就是因為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衡，沒錢消費。

        NBD：財政收入每年都在遞增，其幅度與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幾乎沒有可比性。如果老百姓手頭沒多少錢可以用來消費，那么出臺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政府和企業應該如何讓利于百姓？

        賈康：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收入所占份額的提高是一種恢復性增長，而且現在的占比與國際上相比也不算太高。但近年來，企業的比重為什么一路走高？特別是大型企業，帶來了資源收入的急劇上升，卻沒有納入公共收入這個大盤子，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狄煌：我認為，有一種情況會迫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就是當外需已不足以支持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擴大內需”成為唯一的出路。目前看來，雖然出口情況逐季好轉，但仍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要保持消費需求的可持續性，就迫切需要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

如何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NBD：不少人呼吁，為了減少收入差距，應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除此之外，今后還應如何調整收入分配結構？

        狄煌：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將有利于中低收入群體實際收入的提高，我很贊同。收入和物價年年變，所以起征點不應該長時間固定，應該建立一個以物價指數為主要依據的調整機制。

        目前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已成了一個普遍現象，這就涉及工資決定機制的問題。現在勞動者報酬基本由資方說了算，應該建立一個平等協商的機制，由勞資雙方共決。

        賈康：我們現在拉大了的收入差距，是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應通過稅收等規范手段適當調低；低收入階層收入的不足應通過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措施填補。

        對高收入階層的調整，我一向建議，用個人所得稅等稅收杠桿來調節，并在適當的時候開征不動產稅、遺產稅、贈予稅。此外，大力加強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征管，要使他們的收入和財富得到必要的再分配調節。

        政府的職責是取消特權、打破壟斷、保護公民權利，讓社會成員之間實現公開、公平競爭，逐步使社會中等收入群體壯大起來，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NBD：目前，收入分配制度創新是否到了關鍵時刻？

        賈康：制度創新很重要。我打個比方，在一些城鎮，城市管理部門把社區的攤販都轟跑了。其實，這不是正常的思維。實際上，小商人形式是草根層面的自救，創造就業機會的，而這些都關系到收入分配。只從社會秩序層面看問題，就忽視了就業與收入問題。

        NBD：發改委早在2006年就已初步擬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意見，幾年來多次組織討論、修訂，但依然未見大的調整方案。

        狄煌：在短期內迅速調整到位是不太可能的。好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現狀，也意識到必須進行調整，這將會是一個陸續的，漸進的過程。

        賈康：我認為，“十二五”期間，在調整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政府的責任非常重要。如何調整，核心是公平。一是從權利公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角度來看，政府的責任是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二是從結果公平的角度來看，政府應通過再分配手段抑制、緩解收入懸殊。

·結語·

        NBD：我們注意到，近期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傳遞出經濟政策的新信號，調結構和保民生在“五個更加注重”中占據了兩個席位。

        在大部分百姓收入來源都是勞動收入的情況下，我們相信，把分配機構調整好了，民生問題也隨之解決了一半，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了，消費的馬車自然也歡騰起來。

        再次謝謝各位嘉賓！

　訪談記者

每日經濟新聞：何珺  徐奎松

訪談嘉賓

賀鏗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狄煌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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